1973年，知青刘朝旭被推荐上大学，临走时去找队长告别。没想到，在他家窗前，听到里面队长说：“朝旭要走了，去给他借点路费吧！”队长媳妇说：“你上次卖了羊皮袄才凑够给知青买锅的钱，现在让我上哪儿借！” 刘朝旭站在窗外，没有推门。屋里煤油灯的光透过窗纸，声音压得很低，却一字不落落进刘朝旭耳朵里。那件羊皮袄，刘朝旭一直以为是生产队垫的钱，从未多问。 四年前，1969年，北京响应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刘朝旭随大批北京知青坐绿皮火车来到山西临汾山区。 临汾当时属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村里实行三级所有制，生产队是最基本核算单位。队长负责安排劳动、记工分、分粮分红。 刘朝旭到村时，正值初秋。黄土坡连着窑洞，水要从井里挑，柴要从山里背。北京来的学生手上没茧，第一次下地就起泡。生产队按工分分粮，知青和本地社员一样记工分。 每个劳动日多少工分，年底折算粮食和少量现金。 1970年，全国恢复高校招生，实行“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制度。根据当时政策，由生产队、大队、公社逐级推荐，强调政治表现和劳动表现。 1973年，临汾所在公社分到一个推荐名额。公社干部下到各大队征求意见，群众评议后，推荐了在生产队劳动表现稳定、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的刘朝旭。 公社开会那天，郭队长在会上说过一句话：“娃在地里干活不躲不闪，给名额不亏。”刘朝旭听到这个消息时，先是愣住。名额来得突然，回城读书意味着离开这片黄土。 买锅的事发生在1971年。那年初夏，生产队知青住的窑洞里唯一一口铁锅裂了。供销社卖铁锅，价格十五元。十五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 1970年代初，山西农村人均现金收入不高，现金多靠卖鸡蛋、卖副业换得。刘朝旭把预支的十五元交给郭队长保管，两人赶着驴车去镇上供销社。 途中褂子丢了，钱不见了。那口锅却几天后送到了窑洞门口。 刘朝旭此刻才知道，郭队长卖掉了自己的羊皮袄。临汾冬天冷，羊皮袄是农家过冬的依靠。生产队队长并不富裕，和社员一样挣工分。 卖袄子换钱，是实打实的付出。 窗外的刘朝旭转身离开，没有进屋。那天晚上，刘朝旭把情况告诉其他知青。几个人翻箱倒柜，把平时攒下的零碎钱凑在一起。 第二天清晨，刘朝旭没有惊动谁，带着推荐材料去县城报到。1973年的推荐制，入学前需到县革委会办理手续，再统一报到。 刘朝旭离开后，知青们把凑好的钱和赎回的羊皮袄送回郭队长家。郭队长推辞了几次，最终还是收下。黄土院子里没有多余的话。 刘朝旭进入高校学习后，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一员。那几年高校课程以政治学习和专业基础为主。1977年恢复高考前，这种推荐制度仍在实行。 毕业分配后，刘朝旭进入教育系统工作，成为教师。1978年以后，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许多曾经插队的青年回顾那段岁月。 刘朝旭每月工资并不高，但总会按时寄一部分回临汾。生产队制度在1980年代初随着农村改革逐步调整，人民公社解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郭队长不再是“队长”，成了普通农户。 多年后，刘朝旭再回临汾时，公社牌子已经撤下。窑洞还在，供销社变成小商店。那口铁锅早已换新，羊皮袄挂在墙上，旧了，却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