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钱钟书女儿被邻居扇了一巴掌，母亲杨绛看到女儿被欺负赶忙冲上去，谁知被邻居夫妻按在地上，拎起来，又摔下，又拎起，又摔下……钱钟书听到动静，抄起一块木板就冲了出来，对着那男人劈过去…… 这一幕发生时，北京的冬天已经很冷。那几年，钱钟书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尚未完全恢复，杨绛也刚从下放劳动的日子里回到城里。 1966年以后，学术机构停摆，钱钟书被安排到干校劳动。根据《钱钟书年谱》记载，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至河南“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杨绛也经历了批斗与体力工作，后来在回忆录《我们仨》中写下那段岁月。 钱瑗此时正处在人生低谷。1960年代初，钱瑗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后来与同校教师王德一结婚。 王德一在1960年代末遭受错误批判，精神压力沉重，最终于1969年前后自尽。这一事实在杨绛的《我们仨》中有明确记述。王德一离世后，钱瑗一度精神崩溃，被父母接回家中照顾。 1973年的这场冲突，不过是那个家庭在连番打击下的又一次波折。钱家居住在单位分配的筒子楼，公共走廊狭窄，水电共用。 北京当时住房紧张，邻里之间常因用水用电发生争执。钱钟书性格内敛，杨绛处事温和，多数时候不愿争执。钱瑗却因丈夫离世，情绪常有波动。 事情起因不过是洗衣顺序与水龙头的使用。争执升级后，邻居情绪失控。钱钟书冲出来时，脸色发白。那块木板原本是门边的废木料。 钱钟书平日温文尔雅，1937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学生眼中的钱钟书博闻强记，却少见动怒。《围城》写于1940年代，描绘知识分子困境，却难以想象作者在生活中会抡板冲人。 居委会赶来调解，双方才分开。冲突过后，杨绛坐在床边，看着女儿脸上的红印。钱瑗低着头，沉默不语。 冲突并未改变钱钟书继续整理笔记的决心。1972年前后，钱钟书开始系统整理多年来积累的学术札记，后来形成《管锥编》。 1979年该书出版，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书中引用中西典籍数千种，展现钱钟书深厚功底。那些稿纸是在狭小房间里一页页写成的。 1978年以后，知识界逐渐恢复秩序。钱钟书在1980年代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绛继续翻译与写作。钱瑗重返讲坛，从事英语文学教学，直到1997年去世。 1973年的冲突在公开文献中没有详细记载，但钱家在特殊时期遭遇困顿与邻里摩擦，确属那个年代的生活常态。北京筒子楼里的争执并不罕见。对钱钟书一家而言，那不过是漫长动荡中的一个片段。 钱钟书后来回忆那几年，很少谈及冲突，多谈书稿与女儿的身体状况。王德一的离世对钱瑗影响深远。杨绛在晚年写下对女儿的怀念，提到钱瑗鬓边早生白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