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欠了我们家400块大洋，现在可以还给我们了吗？”2015年孝感市人民政府，一位衣着褴褛的大爷拿着一破旧泛黄的旧纸条，敲开了当地领导的办公室大门。2015年的一天，孝感市政府的大门前，来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他叫杨明荣，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用油纸层层包裹的物件，脸色忐忑又坚定，犹豫了许久，才轻声向工作人员开口：“同志，我爷当年借了400块大洋给红军，现在家里实在难撑，想问下，这笔钱还能还吗？” 工作人员把他让进屋里，倒杯热茶，让他慢慢说。杨明荣手抖抖索索地打开那油纸包，里头是一张发黄的纸条，长条形的，巴掌大小，上头毛笔字写得清清楚楚——“因我们红军现在扩大武装经济……特向杨长银先生借大洋四百元”，落款是“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还盖着队长涂杏的印章。 说起来这事得追溯到1930年。那会儿杨明荣的爷爷杨长银是当地挺有名望的人，家里不算顶富，但也有些薄产。那年红一军一师正好在那一带活动，部队要扩编，从1200人拉到1500人，粮饷一下子紧张得不行。那时候国民党封锁得厉害，红军有纪律，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实在没办法了，才想着跟当地人家借点钱应个急。 红军的人找到杨长银，他二话没说，翻箱倒柜把家里的积蓄全掏出来，三百块大洋。可觉得还不够，又把自己儿子杨文顺叫过来：“你去亲戚家跑一趟，再借点。”就这么东拼西凑，硬是凑足了四百块大洋，全数交到红军手上。那时候四百大洋是什么概念？一头壮实的牛也就二三十块，四百块够买十几头牛了。 红军的人感动得不行，当场写了这张借条，盖了章，千恩万谢地走了。杨长银把这借条收好，跟家里人说：“人家红军是给咱老百姓打天下的，这钱能帮上忙，值了。这借条留着，是个念想，但不许去讨要。” 后来杨长银老了，把借条传给儿子杨文顺。杨文顺也记着父亲的话，哪怕日子再紧巴，也没动过这念头。再后来杨文顺走了，借条传到杨明荣手里。他同样把这纸条当传家宝，压在箱子底，几十年都没往外拿过。 可到了2015年，杨明荣实在是扛不住了。他76岁的人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家里头光景也不好，有时候连买药的钱都犯愁。孩子们过得也紧巴，他不想拖累他们。夜里睡不着的时候，翻来覆去想起爷爷和父亲说过的话，想起那张压在箱底的借条。他心里头难受得很——去吧，怕给政府添麻烦，也怕人家说杨家人不讲信用；不去吧，这日子真是快过不下去了。 纠结了几个月，他最后还是咬牙去了。他想好了，政府认，那是情分；政府不认，他也不怨。反正当年爷爷是真心实意帮红军，不是为了图啥回报。 谁成想，政府的人听了他的话，看了借条，态度特别好。人家说，老人家您别急，这事儿我们得核实一下，要是真的，肯定按政策办。杨明荣一听这话，眼眶就热了。 后来专家过来鉴定，说这纸张、这墨迹、这印章，确实是那个年代的物件。中间有几个字的写法有点争议，但整体来说真实性很高。政府就按当时的币值折算，一块大洋折合人民币六十到八十块，四百块就是三万左右。最后给杨明荣兑付了四万块钱。 钱拿到手那天，杨明荣掉了眼泪。不是因为这四万块钱能顶多大用，而是因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把这笔账记了八十多年，真认这个账。当年爷爷说红军是给老百姓打天下的，这话没错。 其实这事说白了，压根就不是钱的事。杨长银当年借钱的时候，就没想着要回来。红军打借条的时候，也不知道后来能不能还上。可就是这么一张薄薄的纸条，把两代人的情义拴在了一起。老百姓信红军，红军也记着老百姓的好。这份情义，比四万块钱重多了。 现在杨明荣老人家里日子好过些了，他逢人就说，共产党讲信用，政府是真心为老百姓办事的。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比啥都有分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