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8岁翁瑞午糟蹋了一名女大学生。对方母亲大怒，发誓要将他告进大牢。不料到了法庭上，翁瑞午正准备认罪，女大学生却突然跳出来说：“怀孕是我的责任。” 这话一出口，整个法庭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叶落地的声音。法官手里的笔悬在半空，翁瑞午猛地抬起头，那张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关小宝的母亲坐在旁听席上，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软软地靠在椅背上，嘴唇哆嗦着，半天蹦不出一个字。 我站在旁听的人群里，看着这个场面，心里头说不出的滋味。那个年代，上海刚刚经历完公私合营的浪潮，弄堂里的留声机还放着周璇的老歌，可人心早就变了模样。一个五十八岁的男人，在旁人眼里就是个糟老头子，靠着祖上留下的几幅字画和一点古董买卖过日子，谈不上富贵，也饿不死。关小宝呢，二十出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上衣，扎着两条辫子，是那种在弄堂口擦肩而过都不会多看一眼的普通女学生。 可就是这么普通的一个姑娘，在法庭上说出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她说孩子是她的责任，不是翁瑞午强迫的。这话听着荒唐，细想却让人心里发酸。那个年代的女学生，能念到大学不容易，家里头指望着她毕业找个好工作，帮衬着弟弟妹妹。现在挺着个大肚子站在被告席上，等于是把自己的前程亲手断送了。 翁瑞午后来跟人说起这事，老泪纵横。他说关小宝找他，是因为家里实在供不起学费了，想让他帮忙找个家教的工作。他倒是托人问了，可那会儿工作哪那么好找，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了来往。他说自己糊涂，活了大半辈子，没管住自己。可关小宝在法庭上那一嗓子，让他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做人。 关小宝的母亲回去就病倒了，街坊邻居指指点点，说她教女无方。关小宝后来退了学，在里弄生产组找了个糊纸盒的活计，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听说那孩子长大后问起父亲，她总是沉默。 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法律上讲的是是非对错，可人心里的账，哪是一纸判决能算清的。翁瑞午有没有罪，法律说了算；可关小宝为什么要替他开脱，这里头的弯弯绕绕，怕是只有她自己明白。也许是愧疚，也许是感恩，也许仅仅是认命——觉得闹大了又能怎样，日子还不是要自己过。 那个年代的上海，弄堂里的晾衣竿上挂着各色衣裳，石库门里传出的炒菜声此起彼伏，谁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只是关小宝这本经，念得太苦了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