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有个特点，每次打了仗无论输赢，之后就会病死很多人。这个病死的数据和伤兵没关系，就是一个大活人病死了。 日本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逐步侵占中国领土，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先后发起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大规模作战，企图通过速战速决摧毁中国军队主力。日军师团推进迅速，补给线随之延长，士兵在中国广阔地域长时间行军，穿越山地、河流与平原。夏季高温潮湿，冬季寒冷干燥，饮用水源多来自河水或井水，缺少消毒处理。部队卫生条件差，野战医院设备有限，药品供应跟不上。 1944年“一号作战”期间，日军投入50多万兵力，战线拉长数千公里，后方公路、铁路、水路屡遭破坏，粮食与医疗物资难以抵达前线。士兵每日行军数十公里，体力消耗极大，饮食单一且不规律，营养状况迅速恶化。这些因素叠加，导致传染病在部队内部快速传播。日军作战频繁，士兵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抵抗力下降，疾病成为继战场伤亡后的主要减员原因。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战役结束后出现大量非战斗死亡，这些死亡与直接负伤无关，而是健康士兵因疾病突然死亡。某些师团在几个月内病死人数可达上千人。1944年豫湘桂会战期间，日军部分部队病死人数超过阵亡人数。 第27师团所属支驻第3联队从1944年4月至1945年8月，战死与战伤死共489人，而病死达到1050人，病死是战死的两倍以上。该联队记录显示，长期高强度行军、营养不良、后勤收容能力差是主要原因。士兵饮用未经处理的河水或井水，极易感染急性肠道疾病，如赤痢、霍乱。患者发病后腹泻频繁，高烧脱水，数日内即可死亡。 疫情在部队中扩散迅速，因为缺乏有效隔离，后方医疗机构无力收治全部患者。日军内部统计显示，1944年至1945年间，某些作战部队病死人数占死亡总数的比例显著高于战死。武汉会战后，日军已出现较高病死数字，到豫湘桂会战，后勤进一步崩溃，病死规模更大。士兵行军中汗水与尘土混杂，身体虚弱，饮水不洁直接引发痢疾流行。部分部队在战役间隙试图休整，却因集体感染导致大批减员。日军卫生防疫措施滞后，药品短缺，无法控制疫情蔓延。 整体而言，日军在中国战场病死总数占死亡比例较高，日本厚生省1964年统计显示，侵华期间日军死亡约44万人，其中病死占有相当部分。后期作战中，某些师团病死人数接近或超过阵亡，反映出后勤保障彻底失控。士兵在炎热天气下连续行军，体力透支，饮用污染水源成为传染病主要途径。日军战报有时低报病死，以维持部队士气，但实际记录显示，战役后非战斗减员已成为日军作战能力下降的关键因素。 1944年“一号作战”中，日军高强度行军加上补给断绝，导致营养失调和痢疾等病症大流行。野战医院收容大量患者，战病比例达到6:4甚至更高。116师团作为衡阳作战主力，1945年1月统计显示，战死与战伤死2050人，病死近1600人。部分部队从战役开始到结束，病死数字持续攀升，后方医院不断有士兵因营养不良和传染病死亡。日军轻视补给的计划、兵站线被切断、空袭干扰等因素，让粮食供给极其不充分，士兵陷入严重营养失调。 痢疾成为病死首要原因，其次是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这些情况在豫湘桂会战中最为突出，战线拉长导致后勤崩溃，药品短缺加剧了死亡规模。侵华日军后期作战中，非战斗减员比例越来越高，某些联队病死人数占总死亡的60%以上。整个中国战场，日军病死比例远高于其他战场，反映出长期持久战、自然条件恶劣与后勤保障失败的综合后果。 1945年日本投降前，许多日军部队因疾病与补给中断丧失战斗力。冈村宁次在回忆中承认，中国战场自然条件与持久作战严重削弱部队。战后，日本厚生省统计显示，在华日军死亡中病死比例显著。部分指挥官如前田治在作战中途病重，最终死亡。侵华日军以全面失败结束，非战斗减员成为其失败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