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1岁的邱行湘刚获特赦，还是光棍一个，这个曾经叱咤战场的国民党将军，如今住在南京，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拿着60块钱的工资，每月还得寄回老家接济母亲，对面住着个纺织女工张玉珍，离过婚，带着俩娃，三十多岁，正值壮年，做得一手好菜，就是这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人，被命运拴到了一起，成了新中国最“不搭”的一对夫妻。 说起来这缘分也怪，邱行湘刚分配到南京那个制盒厂的时候，整个人还是懵的。前半辈子拿枪杆子，后半辈子突然要跟纸盒子打交道，五十多岁的人从头学起，搁谁身上都得缓一阵儿。他住的那间屋子不大，窗户正对着张玉珍家的厨房，一到饭点儿，油烟味儿顺着窗缝飘过来，香得他站在门口愣神。他不好意思开口要，张玉珍倒是大方，有时候多做一碗汤，让孩子端过去：“给对面的邱伯伯。”就这么着，一来二去，两个人才算真正认识。 有人背后嚼舌根，说一个国民党将军，一个拖油瓶的女工，这算怎么回事儿。这话传到邱行湘耳朵里，他倒没恼，只是笑笑。他在功德林那十年，什么脸色没看过？什么风浪没经过？刚被俘那会儿，他还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念头，后来慢慢想通了，活着比啥都强。有一回他回溧阳老家，见到当年给他家当长工的邱仁才和沈锁斌，当着全村人的面扑通跪下，就为说一句“对不起”。这事儿传出去，有人说他作秀，他心里明白，那是真后悔。打仗的时候觉得自己是英雄，出来了才看清，老百姓过日子那才叫真本事。 张玉珍倒没想那么多。她三十多岁的女人，拉扯俩孩子，白天在纺织厂站一天，晚上回来还得洗衣做饭，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她看邱行湘一个人孤零零的，穿的那件中山装洗得都发白了，袖口磨出毛边还舍不得换，心里头不落忍。这男人虽然话不多，但踏实，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往老家寄钱，自己啃馒头就咸菜。她跟车间里的姐妹念叨：“这人啊，不坏。”姐妹笑她：“你这是看上人家了？”她啐一口：“瞎说啥，就是觉得怪可怜的。” 后来还是厂里一个领导牵的线，把话挑明了。邱行湘憋了半天，冒出一句：“我比你大快二十岁。”张玉珍回他：“大点儿咋了，我那两个孩子还小呢，你不嫌累赘就行。”就这么着，1962年春节前一天，两个人在南京汉府街那间小房子里办了婚礼，没有八抬大轿，没有满堂宾客，就领了个证，单位几个同事凑在一起吃了顿饭。香港《大公报》还登了这事儿，标题写得有意思：《从“追悼会”到结婚典礼》。当年国民党给他开追悼会的时候，谁能想到他还能活着娶妻生子？ 结了婚日子也没宽裕到哪儿去，邱行湘那六十块钱，寄回老家二十，剩下的交到张玉珍手里，她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张玉珍厨艺好，再普通的菜到她手里也能做出花样来，隔三差五炖一锅红烧肉，满院子都闻得见香。邱行湘有时候端着碗发呆，想着自己前半辈子枪林弹雨，落得个孤家寡人，如今坐在小板凳上，听隔壁孩子哭老婆叫，心里头反倒踏实了。他后来常跟人说，这辈子有三个想不到：想不到能活着出来，想不到还能娶上媳妇，更想不到五十四岁那年，张玉珍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晓辉。老来得子，他抱着孩子在屋里转圈，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肩膀上，蹭的全是奶渍。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淡得像白开水。邱行湘后来调到省政协文史馆，专门写那些年的回忆录。张玉珍照样在纺织厂上班，下班回来做饭洗衣。两个人话不多，但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想啥。有时候他写累了，抬头看她在那儿缝缝补补，觉得这大概就是老天爷补偿他的。 说起来也怪，这俩人从哪儿看都不配，一个旧时代的将军，一个新社会的女工，隔着战火硝烟，隔着千山万水，最后就这么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人这一辈子，讲究什么门当户对？能吃到一块儿，能说到一块儿，能把日子过下去，就挺好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