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张春莲因经常买猪头肉，被举报，民警把她带走时，丈夫却愣了，张春莲说：“床下面有一封信，等我走后你拿出来看！” 1978年的陕西延川县石沟村，供销社柜台上的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六旬农妇李桂兰掏出三块钱，买走了当天最后一块猪头肉，售货员盯着她那件打满补丁的蓝布衫，眼神里全是狐疑，要知道，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月，城里干部的月薪也不过三十块。 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老太太，一个月内竟然来了五次，这花销比公社书记还气派，村支书蹲在门槛上，旱烟袋锅子敲得那叫一个响，李桂兰当然感觉到了这如芒在背的目光，她手指微微发颤，只敢低声说是娘家留的体己钱，然后裹紧头巾匆匆消失在土路的尽头。 但这解释显然是苍白的，嫉妒和怀疑像野草一样在村里疯长：一个生了八个娃的贫农婆姨，哪来的财力顿顿见荤腥，这事儿，透着邪门，三天后，这种“邪门”引来了穿着制服的民警老周，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的铃声，在寂静的村口显得格外刺耳。 李桂兰当时正抡着铡刀剁猪草，听到老周亮明身份请她去县局那一刻，她手里的铡刀差点砸在脚面上，她没有在那一刻撒泼打滚，而是极其冷静地扭头冲着屋里喊了一嗓子“娃他爹，床底匣子里有封信，等我走了再开”。 正在院子里摆弄锄头的丈夫愣住了，那个和他过了半辈子日子的女人，就这么侧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被带进了那段深不见底的历史迷雾里，审讯室的大灯太亮了，亮得让人无处遁形，老周把笔录本往桌上一拍，直击要害：一个普通农妇，哪来的钱大吃大喝。 李桂兰起初还在绕弯子，说是早年在重庆攒的辛苦，可老周手里的档案不是吃素的，1949年进村时她除了两件单衣可谓一贫如洗，这金山银山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心理防线就是在这一刻崩塌的。 当老周喊出“张春莲”这个名字时，对面那个佝偻着的农妇猛地颤抖了一下，那个被黄土掩埋了三十年的军统女特务，终于在审讯灯光下露出了真容。 那个动荡的年代，十八岁的张春莲，并不是天生的恶人，她从地主家的童养媳火坑里逃出来，晕倒在逃亡路上，本以为抓住了警官学校这根救命稻草，谁知却一脚踏进了军统这个虎狼窝，那时候的她，美貌是武器，也是诅咒。 在重庆罗家湾19号，她是被毛人凤选中献给戴笠的“礼物”在那个权力交织的蜘蛛网里，她学会了在天鹅绒窗帘后看人脸色，也学会了在此时必须闭嘴，戴笠看重她，不仅因为她是“军统四美”更因为她好用、听话。 1949年冬天的嘉陵江边。那时候戴笠早已坠机身亡，曾经的靠山成了江面的残骸，接手权力的毛人凤塞给她五根金条，让她去陕北潜伏“等反攻大陆，我用八抬大轿接你”这话听着漂亮，可张春莲心里跟明镜似的，什么潜伏，什么接应，这分明就是一张单程票。 她成了被遗弃在大陆的一枚弃子，在这个巨大的历史玩笑面前，张春莲做出了最务实的选择，她拿着那五根金条，改名李桂兰，嫁给了石沟村一个大她二十岁的老实农民，她用生养八个孩子的烟火气，硬生生把那个“军统特务”给活埋了。 如果不是1978年实在馋那口猪头肉，也许这个秘密会烂在棺材里，此时，在石沟村的破窑洞里，老实巴交的丈夫终于从床底下翻出了那封泛黄的信，信纸脆得仿佛一碰就碎，上面的字迹却力透纸背：“妾本名张春莲，军统特务，然未尝害一命”。 而在那句“曾私放十七名政治犯”的字样处，墨迹晕成了一团，丈夫看不懂什么政治博弈，他只知道自家婆姨可能回不来了，七尺高的汉子在院子里哭得像个孩子，但历史在1978年展现出了它宽容和理性的一面。 警方在核查档案时发现，这位“特务”的履历里竟然藏着惊人的反转，抗战时期，她确实刺杀过日军军官，更关键的是，在内战最胶着的时候，她利用职务之便，截停并放行了被扣押的共产党药品，还偷偷放走了17名被捕的地下党，这是一笔无法抹杀的良知账。 几天后，当吉普车停在石沟村口，李桂兰完好无损地走了下来，面对丈夫不可置信的眼神，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政府说功过相抵，不予追究”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年代，这是一个极具分量的判决，它没有死抠成分，而是尊重了人性的复杂与事实的重量。 回村后的李桂兰，做了一件让全村人傻眼的事，她把那几根藏了半辈子的金条全熔了，换成了电线和设备，给石沟村通上了电，除夕夜，当电灯泡的光第一次照亮这个贫瘠的村庄时。 她倚着门框，眼神飘得很远，她对丈夫说，当年在重庆，最盼的就是夜里能亮堂堂的，这盏灯，照亮了村庄，也照亮了她晦暗的后半生。 1998年，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葬礼上，墓碑上刻回了“张春莲”三个字，这是她对自己身份的最后一次确认，也是与那个时代的最终和解，她的子女们在坟前供上了热气腾腾的猪头肉，那是母亲生前最爱的味道，也是导致她身份暴露的引线。 信息来源：上游新闻 ：《张春莲被毛人凤派往延安，为隐藏身份，她主动嫁庄稼汉生8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