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越南关押6年的“叛徒”汪斌回到国内，昔日战友纷纷指责他是卖国贼，上级也开始对他严格审查，不过一个神秘人的到来，却让汪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90年1月19日，一场沉默的战俘交换仪式正在进行，中方的大巴车带走了67名越军战俘，而对面交还回来的，只有5个人，在这寥寥数人中，汪斌显得格外扎眼。 不是因为即使有了军衔，而是因为那具几乎脱了相的躯壳，身高一米七几的汉子，体重只剩下了37公斤，他就站在那里，像一截被热带雨林的风雨侵蚀透了的老树桩，透过车窗看到祖国青山的瞬间，眼泪把那张皮包骨的脸冲刷得更加沟壑纵横。 但他不知道，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更寒冷的人心审判，这一切的源头，得追溯到1984年那个血色的四月。 作为14军40师118团1营的副指导员，汪斌原本的任务是穿插敌后，坏就坏在战前三天，军长的一道临时指令：为了隐蔽，把穿插路线改到了海拔更高、林更密的陡峭山区，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是为了奇袭，却在几天后成了悲剧的导火索。 部队钻进了越军的伏击圈，炮火像暴雨一样砸下来，连长牺牲，指导员重伤，这时候的汪斌，其实已经突围成功了，按理说，带着幸存的兄弟撤回营指挥所，不仅无过，甚至有功，但他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副连长丛明的尸体还躺在敌人的火力网下。 就是这么一个纯粹到近乎“非理性”的念头，让他做出了那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带人回去收尸，结局惨烈得让人不忍卒读，他和司务长韩金才、通讯员邵文忠在48号高地二次遭遇伏击，战友在他眼前倒下，他自己腿部中弹，在这个档口，他做出了最后的博弈。 距离他70米外，战友花国顺还趴着，汪斌吼出了那句在后来六年梦魇里反复出现的话：“向我开枪，快”他想死，不想当俘虏，但花国顺的手抖了，这是战友间本能的仁慈，却在客观上把汪斌推向了深渊，没等到战友的子弹，越军的枪托先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 更要命的是，越军搜出了他的望远镜和指挥机，在战场上，这些“硬通货”直接暴露了他的高价值身份，他失去了像普通士兵那样被草草关押或速死的资格，成了河内监狱里的重点“攻坚对象”接下来的六年，是一场针对人类神经系统的漫长行刑。 关押他的牢房是特制的，一个不到一米高的铁笼子，人塞进去，站不直，躺不平，只能像只虾米一样蜷缩着，这种姿势维持几天就能让人发疯，他硬是熬了过来，越军的手段很杂：竹签扎指甲缝、电击生殖器、用橡胶管插进喉咙强行灌食。 1987年夏天，他甚至撬开墙壁跑了出去，但长期的营养不良让他根本跑不远，两公里后就被抓回，吊在烈日下暴晒了三天，肉体的痛苦尚能忍受，最诛心的是道德绑架，为什么国内会有战友骂他是“软骨头”因为越军把刀架在了无辜平民的脖子上。 逻辑很简单：你汪斌写不写劝降信，不写，这几个老百姓就得死，在这种极端的伦理困境下，他被迫写了信，被迫拍了录像，越军拿着这些“战果”通过广播大肆宣扬，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这就是“铁证”。 所以当他1990年拖着37公斤的残躯回国时，等待他的是长达一年的隔离审查，昔日的战友指着脊梁骨骂，匿名信里全是侮辱性的词汇，甚至有人朝他吐口水，审查人员的问题也很尖锐：“为什么没同归于尽”，“有没有泄露情报”。 转机出现在技术分析室里，工作人员把越军当年拍摄的录像一帧一帧地回放，反复比对，他们看到的不是背叛，而是生理性的恐惧，僵硬的肢体、呆滞的眼神、皮下若隐若现的旧伤，在法理上，这被判定为“非自愿状态”。 但这只能证明他没主观投敌，要真正洗清冤屈，还需要更有分量的背书。 1991年春天，病房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陈知建，陈赓大将的儿子，也是原14军的高层，他没带警卫，手里只拿了一个苹果，坐在床边，他看着眼前这个面目全非的部下，说了一句重若千钧的话：“如果上面认定你叛变，我不会来，组织信得过你的骨头”。 这句话，比任何灵丹妙药都管用，它直接接通了汪斌断掉的那根脊梁，随后下达的审查结论彻底终结了流言：汪斌无叛变行为，恢复党籍军籍，授予上尉军衔，那些试图用唾沫淹死英雄的脏水，终于退潮了。 1993年，汪斌转业回到了山东邹城，进了电力系统，从那以后，他似乎彻底隐身了，没有巡回演讲，没有著书立说，他把在战场上的那股偏执劲儿全用在了修电线上，单位同事只觉得这老头有点怪。 暴雨天抢修电路，他在泥水里一泡就是三个小时，哪怕冻得抓不住钳子也不吭声，那种小心翼翼又决绝的样子，不像是在修电线，倒像是在排雷，如今满头白发的他拒绝了所有采访。 他用六年的炼狱生涯证明了忠诚，又用后半生的沉默消化了苦难，对他来说，能活着看一眼山东的太阳，已是赚来的福分。信息来源：凤凰网——中国军官汪斌在老山战役中被俘，遭越南虐待6年，回国仅有37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