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山西山坡，25岁女战士江涛即将被阎军枪决。敌首突然捏住她的脸：“小姑娘俊俏，嫁给我，饶你命。” 江涛吐了口唾沫，正好落在那人脸上。山坡上的风吹得紧，把她破烂的军装吹得猎猎作响。阎军官先是一愣，随后拿袖子擦了擦脸，倒也没发火，反倒笑了。 “性子烈，我喜欢。”他说。 江涛没理他，扭头看了看旁边的战友们。他们都是晋绥军抓来的，有男有女，一个个五花大绑蹲在地上。有个小战士不过十六七岁，吓得直哆嗦。江涛冲他点了点头，那小子也强撑着挺直了腰杆。 说实话，江涛不是没想过活。她才二十五，家里还有爹娘等着。去年偷偷跑出来参加抗日决死队的时候，她娘追出二里地，哭着喊她小名。这要是死了，老太太得多难受。 可她更清楚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三天前，他们这个小分队去炸阎锡山部队的军火库，情报有误，中了埋伏。打了一天一夜，子弹打光了才被按住。押送的路上，那些人糟蹋了两个女同志，其中一个还是刚结婚的新媳妇，男人就在旁边看着，挣断了绳子扑上去，当场被刺刀挑了。 那新媳妇后来怎样，江涛不知道。她只记得那女人被拖走时的眼神，跟刀子似的。 所以她很清楚这阎军官嘴里说的“嫁给我”是什么意思。那不是娶媳妇，是换个花样糟践人。活路？也许有，可那种活法，比死了还难受。 “想好了没有？”阎军官又问了一遍。 江涛抬头看了看天。天很蓝，蓝得不像是打仗的年头。她想起小时候在汾河边放羊，也见过这种天。那时候她最大的烦恼就是羊别跑丢，回家别挨骂。 “想好了。”她说。 阎军官眯起眼睛等着。 江涛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你跪下来给我磕三个响头，叫我一声姑奶奶，我也许考虑考虑。” 旁边几个晋绥军士兵憋不住，噗嗤笑出声来。阎军官脸一下子涨成猪肝色，抬手就是一巴掌。江涛踉跄了一下，嘴角渗出血来，可她还在笑。 “行，有骨气。”阎军官往后退了两步，从腰里拔出枪来，“我成全你。” 江涛闭上眼睛。 奇怪的是，她脑子里没闪过什么英雄事迹，也没想起什么豪言壮语。她就想起一件事，去年冬天，部队在山里转战，她脚上生了冻疮，化脓了，疼得走不动路。指导员把自己那双半新的棉鞋给了她，自己裹着破布在雪地里走了三十里。后来指导员的脚也冻坏了，到现在走路还有点跛。 那双棉鞋，江涛一直没舍得穿，放在背包里当宝贝。可惜背包也在打仗时丢了。 枪响了。 江涛身子往前一栽，趴在地上。黄土沾了一脸，温热的血从胸口漫开。她还能听见声音，听见风，听见有人在哭，听见那阎军官骂骂咧咧地说“下一个”。 她想，娘，闺女对不住您。 又想，值了。 山坡上的风继续吹着，吹过那些站着的、蹲着的、躺倒的人。远处的山梁上，有一群乌鸦被枪声惊起，嘎嘎叫着飞远了。再远些的地方，八路军和晋绥军还在打仗，枪炮声隐隐约约传过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问起江涛是谁，恐怕没几个人说得清楚。她没留下照片，没留下遗书，甚至连名字都很普通，全国叫江涛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可在那天的山坡上，有一个穿破烂军装的姑娘，在枪口底下站得笔直。她本来可以选择活着，用一种屈辱的方式。但她没有。 这世上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二十五岁的江涛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可她用自己的命证明了这一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