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蒋经国的妻子蒋方良正在屋内行走。突然，她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从楼上跑到楼下，兜了一圈，又噔噔噔地跑上了楼。仆人因此受到惊吓，慌忙给她披上衣服…… 那时候是冬天，江西赣南气温骤降，屋内没有暖气，仆人手里还拎着刚烧开的热水。蒋方良的情绪却忽然失控，眼神空洞，全然不顾身边人惊愕的反应。 当天蒋经国正在办公室处理地方整肃事务，回来后得知此事并未责怪，只是吩咐让她多休息。那段时间，蒋方良已多次出现精神异常，但都被压下不谈。 蒋方良原名芬娜，出生于1916年白俄罗斯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自幼父母早逝，由姐姐抚养长大。20岁那年，她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时，认识了被苏联控制、处境尴尬的中国留学生蒋经国。 1935年两人结婚，并在同年底生下长子蒋孝文。 芬娜没想到，这段跨国婚姻会将自己的人生彻底改变。 1937年，芬娜随蒋经国回到中国。从火车一驶进上海，她就陷入不安与不适。她不会讲中文，不会用筷子，连衣着打扮都被认为不合礼节。 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她因不懂中式礼节未行跪拜，被当场指责。蒋方良从那天开始闭口不谈苏联的事，拼命学习中文与礼法，蒋介石给她起名“方良”，寓意“贤良淑德”，她默默接受。 蒋方良的痛苦来自于不断的压抑，她曾喜欢打乒乓球、弹琴、逛街，可来到中国后，这些都被视为轻浮。婆婆毛福梅虽然待她不薄，但始终把她当成外人。 蒋经国公务繁忙，经常不在家，蒋方良把所有精力投进孩子与家务，可仍感到孤独。 1939年那次失控并非偶然。蒋方良从1937年搬入赣州后，生活被彻底封闭，身边除了仆人没有亲人，朋友也寥寥。 那一年蒋经国任赣南行政专员，严厉打击当地恶霸与贪腐，章亚若被派来协助工作，日久生情，传出两人关系密切的流言。章亚若多次出入蒋家，还以教中文的名义接近蒋方良。 蒋方良不傻，她知道事情不对，却一声不吭，表面接待，心里压抑。直到有一天，在家中仆人面前忽然失控。 蒋经国对蒋方良的病症并不重视。他觉得她只是情绪脆弱，让医生开了些镇静药。实际上，那已是躁郁症早期症状。 随着章亚若1942年在桂林突然病亡，留下的孪生子女被秘密安置，蒋方良的精神状况一度趋于稳定，但内心的裂痕未曾愈合。 1950年代随蒋家迁台，蒋方良成为“第一夫人”，却从未真正参与政治生活。她越来越沉默，生活只围绕蒋经国与子女展开。 蒋经国去世后，她失去了人生支柱，三个儿子相继病逝，女儿远在海外，她拒绝出门，整日独坐台北士林官邸，望着家人遗像出神。 晚年她最在意的一件事，是死后能否与蒋经国合葬。这个请求多年未被允许，直到她去世前，才得到初步回应。 她说得不多，但留下的话最重：“我只希望最后能在一起，不管在哪里。”这句话成了她最后的遗愿。 蒋方良的一生，是被身份、时代和婚姻共同塑造的。她不是不坚强，而是被困在别人安排好的人生轨道上，无处可逃。那些年仆人见她时，总说她身上没有笑声，只有影子。 那个曾经在苏联工厂里大笑着跳舞的芬娜，早已被关进沉默的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