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地下党陈修良调任南京市委书记，接到任务后，她只问了一句：“何时动身？”，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却吃了一惊：“你就不提提困难吗？” 谭震林当时的沉默并不是多余的。南京不是普通城市，1946年的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保密局、军统特务遍布街头巷尾。 南京市委书记这个位置此前已经连续有人牺牲，中央不得不重新挑选最稳妥的人选。陈修良听完任命，没有问安全，没有问条件，只确认出发时间。 谭震林后来在回忆中提到，陈修良的态度一贯如此，话少，但每一句都落在任务上。 陈修良并不是突然被推到南京。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修良就在上海参加妇女和青年救亡工作。1938年前后，陈修良被调往苏北地区，参与地方抗日组织建设。 苏北那几年环境复杂，既要发动群众，又要承担交通联络任务，稍有疏漏就可能暴露。陈修良在苏北的经历，让陈修良熟悉了地下工作的节奏，也让华中局的领导干部逐渐放心。 那时苏北一带的主要领导人包括陈丕显、韦国清、谭震林等，陈修良在这些体系内成长起来。 1946年秋天，陈修良抵达南京后，并没有急着开展行动。南京的情况需要重新摸清，哪些人可靠，哪些地方安全，哪些势力在暗处活动，都要重新判断。 陈修良用了一段时间观察社会关系和城内分布。南京的地下斗争不是靠冲动，而是靠耐心。陈修良在城里安排了多重身份掩护，与社会上层、教师群体保持接触，同时建立隐蔽联络点。 每一次接头都必须谨慎，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网被端。 南京地下党组织当时的任务不只是发展党员，更重要的是保存力量、获取情报。陈修良采取稳健方式，不靠激烈口号，而是通过分析局势、理解对方处境来争取支持。 南京的党员来源很复杂，有银行职员、报社人员，也有国民党军政系统中的人员。陈修良的工作重点，是让组织像水一样渗透进去，不惊动敌人。 1948年秋，南京的情报工作遇到一次严重危机。国民党国防部启用了新的军事密码系统，解放军原有渠道面临失效。南京地下组织一度非常被动。 陈修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亲自介入，通过内线寻找突破口。风险极大，因为密码系统属于最高机密，一旦暴露，牵连的不只是个人，而是整个南京地下网。 陈修良安排人手制造机会，最终获得关键抄录内容，为前线破译通讯提供了线索。淮海战役的胜利背后，情报战线的贡献往往不为人知。 南京的形势在1949年初迅速变化。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国民党军心动摇。南京地下党组织开始加紧策反工作。陈修良接触到国民党首都警备师师长王晏清，这是一次极其敏感的行动。 王晏清掌握整编约五千人的部队，如果能够起义，将直接削弱南京防务。陈修良并没有用空泛的说辞，而是把现实摆在王晏清面前：战争大势已定，继续抵抗只会让南京百姓付出代价。 几轮谈话后，王晏清最终同意起义。 这一阶段的地下斗争，往往没有枪声，却处处是生死。陈修良的每一次外出、每一次联络，都可能被盯梢。陈修良在笔记中留下的内容大多是代号、暗语、地点，这些细节支撑着整个网络运转。 有人后来评价陈修良做事像钟表一样准时，这种习惯在敌占区尤其重要。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南京地下组织开始为城市解放做准备。码头工人、水警力量、运输船只的协调，都需要提前安排。 陈修良参与组织工人保障渡江船只的调度，确保解放军能够顺利过江。4月23日凌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部队从江北渡江，南京城防迅速瓦解，南京解放进入最后阶段。 陈修良并没有在胜利时刻公开露面。地下工作者的习惯是任务完成后迅速隐去。陈修良离开南京时，几乎没有带走个人物品，只留下工作记录。 很多人多年后才知道，这座城市的解放背后，有这样一位长期潜伏的市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