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长春光机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原国防科委十五院副院长，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 这些头衔背后，站着一个叫王大珩的男人。他不是那种喜欢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科学家，更不会用华丽辞藻包装自己，可他经手的每一项工作，都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科技的格局。 王大珩是江苏吴江人，1915年生，年轻时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后来去英国留学，专攻光学。那会儿中国的光学研究几乎是空白，连一台像样的光学仪器都造不出来，进口一台德国显微镜要花普通工人几年的工资。他心里憋着一股劲，觉得中国不能总靠别人施舍技术。 回国后，他先是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后来的长春光机所。建所初期，条件简陋到难以想象——没有恒温车间，夏天做光学研磨，汗滴在镜片上都会影响精度；没有高精度机床，很多零件靠手工一点点磨。他和同事们住在实验室，饿了就啃冷馒头，困了在仪器旁打个盹，硬是在几年时间里，造出了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测距仪。 六十年代，国家要搞“两弹一星”，光学测量是关键环节。王大珩带着团队在戈壁滩上搭帐篷，零下三十度的天气，手冻得握不住笔，就揣在怀里暖一会儿再画图纸。有次卫星发射前的光学跟踪系统出了故障，他连续四十个小时没合眼，最后在凌晨三点找到问题——一个电容焊点虚接。修复后，他累得直接在设备旁睡着了，手里还攥着螺丝刀。 改革开放后，他当过长春光机所所长和长春分院院长，可他最在意的不是行政职务，而是科研本身。他常跟年轻科研人员说：“做光学，要耐得住寂寞，别想着一步登天。”他推动建立中国光学学会，就是想给同行搭个交流平台，让大家少走弯路。 国防科委十五院时期，他主持过多个尖端项目，其中不少涉及保密，外界鲜有人知。可他从不抱怨，常说“国家需要，就是我的方向”。有一次，上级问他某个项目的进展，他只说“按计划进行”，再多一个字都不肯透露，哪怕对方是他的老朋友。 王大珩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既能搞基础研究，又能抓工程落地。他提出的“光学系统工程”理念，把光学的各个分支串联起来，让科研成果更快变成产品。这种思路在当时很超前，现在很多科研院所还在沿用。 他晚年依然每天去实验室，戴着老花镜看学生的实验数据，遇到不懂的新技术，就虚心请教年轻人。有次所里引进一台国外的光谱仪，操作界面全是英文，他让助手把说明书翻译成中文，还自己试着操作了一遍，说“不亲自试试，怎么知道好用不好用”。 这些职务，每一个都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可王大珩把它们串成了一条线——从基础光学到应用光学，从科研到人才培养，他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科技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光学长城。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可他用一生的坚持，诠释了什么是“科学报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