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大军阀杨森喝醉了，误把自己的干儿女曾桂芝当成了姨太太，抱着她宠幸了一晚。第二天醒来，曾桂芝哭得梨花带雨，对养父提出一个要求。 镜头拉回1929年的四川渠县，那里的江水冷得刺骨。两具年轻的尸体被粗麻绳捆着巨石，正缓缓沉入渠江漆黑的河底。其中一具尸体是20岁的曾桂芝，另一具是她那位天真的大学恋人陈姓同学。 就在几分钟前，河滩上响起了三声枪响。开枪的人不是行刑队，正是曾桂芝的丈夫、四川大军阀杨森。 这是一个关于“私有财产试图拥有自由意志”而被销毁的残酷样本。这三颗子弹，终结了一场持续六年的错位博弈。 把时间轴拨回1923年。那晚杨森刚刚打了一场胜仗，在庆功宴上喝得烂醉。他摇晃着撞开房门，把前来服侍的干女儿误认作了三姨太。 酒精和权力是催情剂，也是伦理的粉碎机。那一夜，14岁的曾桂芝经历了从养女到“女人”的暴力突变。 次日清晨，酒醒后的杨森毫无愧色。对于坐拥12房妻妾的军阀来说，这不过是后院里多添一双筷子的事。 但在那个哭得梨花带雨的早晨，年幼的曾桂芝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存直觉。她没有寻死，而是利用杨森仅存的一点理亏，达成了一份契约：她接受“七姨太”的名分，但条件是——由于她必须去读书。 杨森答应了。但这并不是因为开明，而是出于一种“资产管理”的逻辑。 在他的认知里，姨太太不仅仅是泄欲工具，更是门面装点。他实行的是恐怖的“军事化管理”：妻妾们每天要穿军装、扎腰带、出早操，稍有懈怠就是一顿马鞭，美其名曰“满堂红”。 送曾桂芝去上海、去南开大学读书，在杨森看来是“资产增值”。他需要一个懂英语、会钢琴、能社交的现代化摆件，来满足他在名利场上的虚荣心。 悲剧的根源在于，曾桂芝误判了形势。在上海和天津的校园里，新思想的洗礼让她产生了错觉。 她以为知识能洗刷掉军阀姨太太的烙印。她恋爱了，和陈姓同学互换了照片，戴上了戒指，甚至天真地以为，那个在四川的“丈夫”会像文明人一样成全她。 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回四川。杨森眼里的“资产”不仅贬值了，还试图背叛主权。 杨森没有当场发作，而是展现了老练猎手的残忍。当曾桂芝试探性地写信，请求为恋人谋个差事时，杨森回信了。 他说：让他来，我让他当渠县的教育局长。这句承诺，是整个民国时期最血腥的谎言之一。 1929年，不知深浅的陈姓同学踏入渠县。刚走到鲤鱼桥，埋伏已久的宪兵队乱枪齐发，将他暴尸荒野。 曾桂芝甚至没来得及见爱人最后一面。第二天，杨森将她拖到河边，亲手连开三枪。为了防止“诈尸”，他又命人给尸体绑上巨石，沉入江底。 这并非孤例。后来，九姨太蔡文娜同样因为在华西协合大学读书期间提出离婚，被杨森当着其他妻妾的面，一枪打死在卧室床上。 在这个军阀的逻辑闭环里，女人可以是宠物，可以是士兵，唯独不能是人。杨森活得很长，直到1977年才在台湾病逝，终年96岁。 临终前，面对17岁末任妻子张灵凤的追问，他坦然承认娶这么多老婆就是为了“过一把皇帝瘾”。 直到咽气，他都没有意识到，那些沉在渠江底的冤魂，从未原谅过他。他只是把那个时代的荒谬，活成了一种理直气壮的特权。 信息源：《蔡文娜：用论文写下自身命运的军阀太太》贵州省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