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杀害过小萝卜头的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偷偷将 19 名革命志士放出监狱，这一举动让本该处极刑的他有了一个意外的结局！ 杨钦典出身河南农家，年轻时在战乱中被抓丁入伍，从胡宗南部队一路被调到中央警卫团，又被军统头子看中，进了白公馆当看守。 本想靠军饷养家，却亲眼见到一批批政治犯被拷打处决。奉命参与屠杀杨虎城一家时，年仅8岁的孩子被押到刑场，兜里掉出半截铅笔头，这一幕让杨钦典心里第一次真正发冷，知道自己已经站在血债的一边。 1949年秋天，国民党大势已去，重庆城外炮声越来越近，白公馆里却仍然灯火阴沉。牢房里，罗广斌递咸菜时悄声说，北京已经升起了红旗，新政权对愿意悔过的人有宽大政策。 枕头底下，母亲从老家寄来的家信一遍遍提醒，村里已经分了地，只等杨钦典回去种田。一边是枪声和命令，一边是土地和出路，他在走廊里转夜班时，心里那道缝越裂越大。 真正逼到悬崖边，是1949年11月27日傍晚。监狱长雷天元接到密令，必须清空牢房，把剩下的政治犯处决。 渣滓洞方向很快传来密集枪声，轮到白公馆这里，杨钦典被分派看守最后19个人，名单上有罗广斌、任可风、毛晓初和郑业端，这一批按命令说要当夜全部押往刑场。 走廊昏暗，钥匙在掌心里打滑。杨钦典站在铁门前，低声问，如果现在放你们出去，算不算数。铁窗内的回答干脆，19个人都愿意为杨钦典作证。 杨钦典咬牙把钥匙插进锁孔，铁门缓缓打开，他没有把人往大门口一推了事，而是领着众人绕过主道，从后院小门悄悄钻出，沿歌乐山的坡地往上爬。路过警卫室时，他扯嗓子喊了一句解放军进城了，本就人心惶惶的守卫四处躲避，19个人趁乱钻进竹林，各自分散隐蔽。 分别前，罗广斌在纸片上写下姓名和联系地址，塞进杨钦典手里，说解放之后可以拿这个来找自己说明情况。 第二天重庆宣告解放，杨钦典没有立刻逃回河南，而是揣着纸条在城里观察了3天，看解放军怎样对待百姓，最终走进公安机关，自首交代自己的经历。 罗广斌等人很快被请来作证，19个人的说法相互印证，新政府在认定他有血债的同时，也把这次放人当作重大立功，从宽处理，没有判死刑，只给了路费，让杨钦典回乡种地。 回到河南后，杨钦典分到3亩地，埋头当农民，尽量用踏实的劳作偿还旧账。1960年代，政治风浪再起，早年的军统身份又被翻出来，他被判20年徒刑，再次押往重庆劳改，修路、织布、扛石头，他不多申辩，只认定这是自己还债的一部分。 直到1980年代初，重庆有关部门复查旧案，从档案里翻出当年的记录和幸存者的证词，前后对照之后，才恢复了杨钦典的清白，74岁那年，他第三次走出高墙，回到已经苍老的村庄。 晚年的杨钦典拒绝补偿，也不愿把自己讲成英雄。偶尔有人上门采访，他总强调白公馆里牺牲的同志，只轻声说做错事不可怕，怕的是一辈子不回头。 2007年冬天，89岁的杨钦典在睡梦中去世，邻居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他一直把那张写着罗广斌地址的纸条和一本翻得起毛的红岩压在枕头底下。 从特务刽子手到放人自首，从渣滓洞枪声到歌乐山夜色，这一生没有被完全洗白，却留下了一个在黑暗边缘勒马回头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