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30岁梁启超和17岁王桂荃行房，两人大汗淋漓，次日梁启超却说：“我提倡一夫一妻制，而你的身份只能是丫鬟，孩子生下来后，母亲仍旧是李蕙仙，你的孩子不能认你作母亲！” 那时候，他刚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缓过来，流亡日本，天天在报纸上写文章，骂中国几千年的纳妾制度是野蛮行为，说女人不是男人的玩物，还和谭嗣同等人一起，创办了“一夫一妻世界会”，自己当发起人，成了无数进步青年心中的道德楷模。 可他嘴上说得比唱的好听，背地里却没少做违背自己主张的事。 王桂荃根本不是自愿跟他的，这姑娘的命苦得很。她原名王来喜，四川广元人，出生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4岁时父亲也没了，被继母转手卖了四次，1894年，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回家探亲，把她带到了梁家当贴身丫鬟。 梁启超觉得“来喜”这个名字太土，不符合自家书香门第的样子，就随口给她改了个名，叫王桂荃。 名字是雅致了，可王桂荃的身份没变，还是梁家最底层的下人，每天伺候梁启超和李蕙仙的饮食起居，脏活累活全干，连抬头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两人会走到一起，全是李蕙仙促成的。李蕙仙比梁启超大4岁，身体一直不好，1901年生下长子梁思成后，孩子体弱多病，三天两头生病。 李蕙仙心里着急，怕自己万一走了，梁思成又撑不起来，梁家就绝后了。她思来想去，就想到了聪明勤快的王桂荃，于是主动跟梁启超提议，让他把王桂荃收为侧室，给梁家留个后。 梁启超一开始还装模作样地反对，说自己提倡一夫一妻，不能打自己的脸。 可李蕙仙一句话就戳中了他的软肋：“你的名声重要，梁家的香火就不重要了？你要是不答应，百年之后怎么去见地下的父母？”梁启超是个出了名的孝子，又怕真的绝后，心里的防线很快就塌了。 他没敢明着纳妾，怕被政敌抓住把柄，坏了自己的名声，就趁着流亡日本、没人注意，私下里和王桂荃圆了房。 17岁的王桂荃，面对主母的跪求，面对老爷的安排，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她以为，只要自己乖乖听话，给梁家生了孩子，总能换来一点名分，哪怕只是一个妾的身份也好。 可她万万没想到，圆房第二天，梁启超就给她泼了一盆冷水，明确告诉她，她永远只能是丫鬟，孩子也不能认她当妈。 1903年的那个夜晚，没有红烛，没有喜字，连一点仪式感都没有，对梁启超来说，这件事就像是一场不能让人知道的秘密交易，交易完了，王桂荃还是那个下人。 没过多久，王桂荃就怀孕了。梁启超得知消息后，没有半点为人父的喜悦，反而越来越焦虑。 那时候他正在《新民丛报》上笔耕不辍，天天呼吁新民风、反对旧道德，要是让人知道他搞大了自家丫鬟的肚子，他的名声就彻底毁了。 于是他下了死命令，让家里所有人都不许提王桂荃怀孕的事，还反复叮嘱王桂荃，就算生了孩子，也不能对外声张。 1904年秋天，王桂荃生下了儿子梁思忠，孩子健康结实，梁启超抱着孩子，心里很是欢喜，给孩子取了名字，却对王桂荃依旧冷淡，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之后的几年里，王桂荃又陆续给梁启超生了6个孩子，养大了6个，分别是梁思永、梁思忠、梁思懿、梁思达、梁思宁、梁思礼，这些孩子后来都成了有出息的人，可他们从小就被梁启超教导，只能叫李蕙仙“妈”，叫王桂荃“王姨”或者“王姑娘”，不能认她当母亲。 王桂荃在梁家，就是个隐形的母亲。她既要伺候李蕙仙，又要拉扯自己的6个孩子，还要照顾梁思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从来没人问过。 李蕙仙在世时，她不敢有半点怨言；梁启超在世时，她更是连抬头看他一眼都要小心翼翼。 更让人不齿的是，梁启超后来在清华大学讲课，还公然说纳妾制度不合理，却又找借口说，这种制度历史悠久，积重难返，没必要强行废除。 有学生当场质疑他，说既然知道不合理，就该带头废除，不然辛亥革命就白搞了，梁启超被问得哑口无言。 1924年，李蕙仙去世；1929年，梁启超也病逝了。留下王桂荃一个人，拉扯着9个孩子，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她卖掉了梁家的房子，打零工、省吃俭用，硬是把所有孩子都供着读了书，送他们出国深造。可她自己，却一辈子没名分，没地位，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光明正大地认她。 1966年，文革爆发，王桂荃被戴上“保皇党老婆”的帽子，家产被抄，房子被占，还被赶到阴冷潮湿的小屋里，每天上街劳改，那时候她已经得了晚期肠癌，受尽了折磨。 1968年，83岁的王桂荃孤独地去世了。直到1995年，她的孩子们才在梁启超和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种了一棵白皮松，叫“王桂荃树”，算是给了她一个迟来的名分。 说到底，梁启超就是个双标分子。他提倡一夫一妻，不过是为了迎合新思想，博一个好名声；他和王桂荃圆房，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满足自己的私心 他口口声声说尊重女性，却把王桂荃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一辈子都在利用她，从未真正尊重过她 王桂荃的一辈子，就是被梁启超的双标和私心毁掉的，这样的“道德楷模”，实在让人无法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