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9日，16位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闸北宋公园被执行枪决，其中有一对国民党高官夫妻，紧握彼此的手，从容就义。 离行刑前不过十天时间，陈惕庐在牢房里写下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提笔给家人，但这一次，他写得异常缓慢。 灯光昏黄，牢房潮湿，他眼神却清亮。他没有多讲酷刑与伤口，只嘱咐子女“立志做人”，并托付一位多年未联系的老友，信的末尾一句话：“我的死，是愉快的。” 熟悉陈惕庐过去的人，大概不会想到他会这样走到生命尽头。1930年代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内担任要职。但命运一度带他走了岔路。 1932年，陈惕庐在上海被捕，在中统的酷刑下选择变节，转而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但这一身份并未为他带来荣耀，他多年在中统坐冷板凳，受尽猜忌。国民党内很多人当他是“双面人”，从不信任他。 这一段挫折并没有彻底毁掉陈惕庐，反而在几年后，让他重新看清了方向。 1948年冬天，他秘密接触“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这实际上是中共在上海设立的情报组织。他用旧有关系掩护自己，恢复与党的联络，不久后便开始参与情报传递工作。 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在危与安之间穿行。他曾用香烟盒夹带地图，通过南京西路的一家面馆，交给另一名联络员。多次行动下来，陈惕庐逐渐在组织中建立起重要地位。 直到1949年3月，他与张达生、方志农等人被捕，关押在黄埔警察局看守所。 一号牢房挤着六个人，空气中混着湿气与药水味，地上常年积水，脚步都发闷。但陈惕庐白天仍试图做些记录，晚上与王文宗讨论过长江防线情报的送出细节。 他们知道自己被盯上了，也知道自己很难活着出去。 行刑前，陈惕庐看了张达生一眼，眼里没有恐惧，反而透着一种松弛。就好像，那个曾经迷失过的人，终于走回了自己应走的路。 子弹穿透他们胸膛时，上海的天刚变灰。他们没能等到解放军进城，也没能看见外滩升起红旗，但他们知道那一天终会来。 他们笑着倒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