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一天，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在办公室接到一通特殊的来电。

1952年的一天，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在办公室接到一通特殊的来电。 拿起电话，那头是个带着哭腔的老妇人声音，董必武愣了愣，听了半天才认出是自己在武汉的远房表嫂。表嫂说她的小儿子柱子，因为偷了国营粮站的五斤大米，被抓了起来，要判半年劳改。 董必武眉头皱起来，国营粮站的粮食是公家的，这个理儿他比谁都清楚，但表嫂声音里的绝望，像一根细针轻轻扎着他。他让表嫂慢慢说，表嫂才抽抽搭搭讲开：柱子他爹去年在修江堤时摔断了腿，家里全靠柱子打零工过活，前几天柱子娘得了急病，发烧烧得迷糊，实在没钱抓药，柱子急糊涂了，才趁粮站傍晚换岗的空儿拿了米，想着给娘熬点稀粥垫垫。 办公室的风扇吱呀转着，吹得桌上的文件纸角轻轻晃。董必武握着听筒的手指紧了紧，他问表嫂，柱子是不是已经认了罪，表嫂说柱子当场就认了，还一个劲儿说自己错，就是跪在地上求警察，让他们先别把他关起来，得有人照顾娘。 挂了电话，董必武立即让秘书去查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第二天一早，秘书回来说，案子是当地基层法院判的，事实确实清楚，但柱子是初犯，家里的困难情况当地居委会也开了证明，粮站那边说要是知道他家是这个情况，也不会非要走司法程序。 董必武思索了一会儿，拿起笔给当地法院写了一封信，不是要求改判，而是建议他们结合实际情况，看看能不能按从轻情节处理。他在信里写，法律是底线，但执行的时候，得给难处的人留个台阶下。 三天后，表嫂的电话又来了，这次声音里带着笑，说柱子已经回家了，法院的同志不仅送来了退烧药，还帮柱子在镇上的合作社找了个喂牲口的活儿，每个月能领三斗米。表嫂一个劲儿地要感谢，董必武只是笑着说，让柱子以后好好干活，可不能再犯糊涂，要是家里有难处，找当地的干部，别自己瞎琢磨。 挂了电话，董必武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口茶，缸子上印着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在午后的阳光下亮了亮。他拿起桌上的卷宗，继续埋头工作，办公室的风扇还在吱呀转着，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