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唐继尧让妻妾以打麻将的名义，将手下庾恩旸的妻子钱秀芳骗到家里，还没打几圈，唐继尧就毫不避讳的表示楼上有好多古董，邀请钱秀芳一同上楼观看！ 唐继尧与庾恩旸曾是日本士官学校里同坐一排的同学，一个出身会泽寒门，一个来自墨江书香之家，同在炮科学习，共同加入同盟会，骂清廷腐败，谈救国图强。 回国后，两人一同投身重九起义，唐做军政府要职，庾带炮兵出力；护国军起兵反袁，护法军再入川，他们一前一后扛起滇军大旗。 只是护法风云变幻，一个转向权力算计，一个坚持靠拢孙中山，兄弟路从此暗暗分岔。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被推上风头浪尖。她叫钱秀芳，有文才有姿色，是庾恩旸的妻子。圆通山樱花会时，唐继尧就盯上她的蓝旗袍，后来频频借军务往庾家跑，特意让她送文件，嘴上夸字写得大气，眼神却越来越放肆。 钱秀芳敏锐地感觉到不妥，悄声劝丈夫少与唐单独相处，可在一个人握着八万兵马生杀大权的格局下，她的戒备显得无力。 真正的陷阱来自一场麻将局。唐继尧的姨太太们以“三缺一”为由把她约到公馆，牌才打几圈，主人家几位太太便借故离席，只留下她和屋外徘徊的唐继尧。 后来口述里，她说对方抓住她的手，许诺给她更好的生活，强拉进卧室，佣人听见瓷器破碎和哭喊声。另一边的记载则写着她奋力抗拒，趁乱逃回家，满心惊惧又满腹纠结，不知该不该告诉丈夫。 庾恩旸知道后怒火中烧，却不敢贸然翻脸。他很清楚，唐继尧手握滇黔联军，昆明城里警卫团林立，自己即便是总参谋长，也随时可能变成被牺牲的人。 案卷里写着，他暗中调换了警卫连，把唐系士兵换成昭通老乡；回忆中又说，他那几天情绪反常，却仍按时走进督军府。那是一个将军在尊严与性命之间艰难平衡的影子。 几周之后，枪声终于响起。有人说是在毕节行营，唐派心腹李炳臣动的手；也有档案记载，1918年昆明五华山督军公署内近距离射击，太阳穴留下烧灼痕迹。 唐继尧对外称“乱党暗杀”，还给部下办了公祭，军法处长在日记里记下他那句“适可而止”的警告。多年后，流亡香港的将领指出真正扣动扳机的是唐的贴身侍卫龙云，这个名字后来成了新的云南王。 死亡原因在不同叙述里有差异，但有一点相同，庾恩旸死得不明不白，背后是一场上下级之间撕裂到底的仇。 男人倒下后，女人的人生被重新改写。有人说钱秀芳在丈夫遇害前已被迫与唐有过纠缠，夫死后彻底失去庇护，只能成为他的九姨太，每日行尸走肉度日，直到唐病死才算解脱；也有材料记载她削发为尼，远走大理寂照庵，在清冷庵门里结束余生。 版本不同，却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在军阀权力场中，她从来没有真正的选择。 庾家的另一个男人则用别的方式回应这一切。庾恩锡拒绝了唐继尧送来的委任和银票，守灵百日后，卖掉家产创办烟厂，把烟名定为“重九”，字体照着兄长当年军牌刻。 老兵认出那两个字，抢着买来抽，既为口腹之欲，也为记住重九起义和那位殉难的总参谋长。烟厂越办越大，抗战时他捐烟上前线，让战士们在硝烟里点上一支，顺便给弟兄讲讲那年昆明城里的故事。 唐继尧最终也没有逃出报应。川滇战争失利后流亡香港，靠再度收编旧部重返云南，几经腾挪，终在二六政变中被龙云等人逼下台，病死昆明据说还叹过一句“平生负恩旸甚矣”。 樱花会上的赞叹、麻将桌后的设局、手下扣动扳机的那一刻，都成了他生命里甩不掉的阴影。 圆通山上的墓碑写着“戊午殉难”，重九烟盒里藏着起义故事，故居展柜里摆着刻有“重九”的军牌复制品。这些零碎的物件把一桩军阀旧案拼起来。 在那个动荡年代，庾恩旸这样的总参谋长守不住妻子的尊严，钱秀芳这样的女子挡不住权力的手，只能在人言与流言之间被来回摆弄。正义的线索，多年之后才一点点浮出水面，而那些被卷入其中的生命，早已化作一缕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