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 年，外交天才顾维钧被骗回国与张润娥结婚，他在母亲房中躲了两晚，第 3 天晚上张润娥找他同寝，他不肯碰她，还说：“房间够大，床也宽敞，你一个人睡足矣，从此沙发是我的。” 顾维钧十二岁那年重病在床，请来的名医张骧云看了脉，又看了面相，觉得这孩子将来必有前程，索性开口提亲，把侄孙女张润娥许给他。对家道已然衰落的顾家来说，这既是报恩也是托付，顾父很快答应下来。 此后多年，张家不但替顾维钧付私塾和洋学堂的费用，还在他出洋前变卖田产凑路费。一个未来的外交家，是被岳家一点点推上留学路的，而另一头，一个未来的新娘则在闺阁里裹脚学针线，等着这门姻缘兑现。 留学美国的几年，决定了顾维钧看世界的方式。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在课堂上与人辩论国际问题，在纽约街头看电车高楼，参加接待清廷大员的活动，心思早飞出旧式家族的小巷。 他越来越排斥包办婚姻，张家催婚的信到了，他就压在书桌里，迟迟不肯动身。直到父母放出断绝资助和以死相逼的狠话，他才在1908年带着一肚子不情愿回到上海。 张家这边则是完全不同的心情。那场婚礼筹备得体面隆重，上海名流云集，张润娥凤冠霞帔，稳稳站在喜堂中央，她从小被教导要做贤良淑德的妻子，这一刻只等夫君牵手。 顾维钧穿着长袍，站在她身侧，仪表不俗，心却远在海那边。拜完天地进了新房，他转身就去了母亲房间，从新婚第一夜开始躲避妻子。连着两晚如此，第三晚父母忍不住，将他几乎是“押”到了新房门口。 那一夜的情景，三个版本的讲述几乎指向同一幅画面。屋里红烛明亮，喜被铺得整整齐齐，张润娥坐在床边，见他进门起身招呼，顺手拉开椅子，语气小心而温和。 顾维钧却走向房间一角的沙发，脱了鞋躺下，指着床淡淡一句，你一个人睡就行，从今以后床归你沙发归我。话里没有争吵，只有生硬的界限。她愣了一下，很快收起表情，甚至主动说自己睡沙发也行，用退让掩饰那一刻的冰凉。 婚后不久，他又提出要回美国继续深造，以为离开能拉开这段婚姻的距离。顾溶坚持既然成家就要带上妻子，于是两个人又一起踏上轮船。 到了美国，顾维钧把妻子安置在费城，自己去纽约念书，一个月难得回去一次。张润娥在陌生城市里，学英语、解小脚，努力从旧式小姐变成能出门办事的人，她用尽力气试图靠近丈夫，而对方早已把这桩婚姻当成包袱。 提出离婚的是他，答应得很平静的也是她。顾维钧说两人观念差距太大，不如各自重新开始，张润娥没有哭闹，只是默默照做，按要求亲手抄好协议，让这段从未真正展开的婚姻在纸面上体面收尾。1911年，两人在领事馆签字，那一年她刚21岁。 回国后，她拒绝他的任何补偿与安排，径直剃度为尼，把自己从太太的位置上抽离出去。 这以后，两条命运的轨迹完全分开。顾维钧回到中国，给袁世凯做秘书，后来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山东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推动权益收回，在抗战和联合国筹备中继续发声，最后坐到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的位置，写出长达数百万字的回忆录，向世界讲述中国近代外交的曲折。 张润娥则在寺院里守着青灯，过着极为简单的日子。父亲张骧云得知女儿结婚四年仍是清白之身，一面自责当年轻率定亲，一面为她不平，郁郁成疾。 等到三十年代，顾维钧已经贵为部长，听说旧日妻子生活清苦，寄去五万大洋和一封道歉信，她只是原封退回，不再多说一个字。 如果只看外交史，顾维钧无疑是那个动荡时代少有的职业高手。可把家庭这条线拉进来看，就会发现这位善于在国际会议上据理力争的人，在一段婚姻里同样有过让人难以释怀的冷硬与逃避。 而张润娥，从被许下时的童年，到婚礼上的新娘，再到庙里的尼姑，几乎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掌握过自己人生的方向。 这一男一女，一进一退，拼在一起，就是旧式包办婚姻被新思潮撞碎时的一道伤痕。一边是靠岳家资助完成学业却转身抛开的“新式青年”，一边是被时代和亲情推着走完悲剧一生的旧式女子。 等后来的人再提起这桩婚事，多半只会说一句感慨顾维钧有才华没错，可在这件事上，对张润娥冷淡得让人心寒，而她用一辈子的清苦，把这份心寒原封不动还了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