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团长汤景延突然叛变，他先是杀了3名新四军，又率领600多名部下投敌。可是，167天后，他却突然又带队出现在根据地。 1943年春天，苏北的风里都是焦糊味。日伪清乡把村庄烧成灰，新四军根据地被围得透不过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看似“叛变”的团长突然跳进了敌人的怀里，给敌人的计划埋下了一颗炸弹。 这个人就是汤景延。很多年以前，他只是江苏如皋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在南通办学、在上海读书，习惯了纸笔书本。学校克扣学生口粮，他敢站出来当众揭短，结果被扫地出门。后来他进了体育学校，当过老师，又回乡教书，但眼前是山河破碎，他终究丢下教鞭走上军路。 年轻气盛时，他曾选择投身国民党，还在台上高喊反帝反封建。可真走进那支队伍，他看到的是士兵散漫、军官敷衍，常年八股的口号背后并没有真正抗战的决心。 他提出离职，换来的却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牢狱之灾，最后靠家里关系和地方士绅拉扯才重获自由。 出狱后，他没有就此认命。在家乡，汤景延开始招呼村里的青壮年，白天练枪，晚上讲道理。起初没人敢靠近这个得罪了国民党的人，是他一句句把话讲到大家心里，告诉他们国难当头，不学会守护家人，这个国家迟早要塌。 他的游击队就这样在犹豫和信任之间长出来，很快打得周边日军忌惮三分。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江都驻扎，认识了新四军的梅嘉生。一支是民间自发的游击队，一支是纪律严明的红色武装，两边越打越合拍。 他开始用弹药支援新四军，又一次次看到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自己心里的那点执念更接近。1940年前后，他正式转身加入共产党，从此归在粟裕麾下。 真正把他推到历史前台的，是1943年那场假投诚。日伪筹划对苏中四分区进行致命清乡，粟裕苦思破局之道时，汤景延来报告，汪伪特工接连找上门，许诺高位厚禄，劝他叛变。一个愿拉，一个愿演，一场戏有了开端。 为了让敌人相信，这个出身地主、在国民党待过、又在新四军立过战功的团长，亲自把三个披着新四军军装的汉奸枪决，当众宣布是拒绝叛变者的下场，然后带着六百多名官兵离开根据地。 许多战士气得骂他狼心狗肺，要求立刻处决，他的顶头上司却坚持按计划行事，把骂声硬生生咽了下去。 进了敌营之后，汤景延演得更狠。他带着家属搬过去，整日出入赌场、烟花巷口，把自己装成一个贪恋声色的旧军官，让盯梢的特务跟着他一起喝酒赌博。 时间一长，酒桌上的人戒心松了，清乡部署、据点位置、兵力调动，都在推杯换盏之间露出马脚。而这些情报，很快越过封锁线，送回粟裕手里。 敌人越来越觉得这个投诚者靠得住，却又放心不下，于是故技重施，把那六百人拆成一盘散沙，分布在方圆几百里的乡镇，插上暗哨。 对汤景延来说，这反而像打开了一张更大的棋盘。他利用这张网，不仅把日伪的清乡一次次搅黄，还借机制造日伪内部矛盾，悄悄处理掉一批真正的汉奸特务。 一百六十多天的潜伏之后，撤离的命令终于来了。人被打散，枪在手里，怎么走得体面又不露痕迹，是最后一道考题。 他借营长周显才办婚事，把婚期定在九月末，让各处分驻的官兵、家属都以喝喜酒为名集中，再趁夜起事，顺手端掉十多个据点，带着缴获的武器和完整的队伍杀回根据地。那一刻，曾经骂他叛徒的人，明白了他背着的那份沉重。 战后，他继续在苏中战、在苏浙边频繁转战。1948年，叛徒的一声枪响把他再次推上生死关口。 奉贤一带激战八小时，臂膀中弹仍不肯放下指挥权，最终被俘。江湾机场刑场上，他遍体鳞伤，却仍对着枪口笑着，那张遗照一直留到今天。 多年以后，人们记起这一段，会用很多词来形容他，有人说他是机变如狐的指挥员，有人说他是能文能武的读书人。可如果把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他的选择其实很简单。 从揭露学校克扣口粮，到扔掉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再到带着六百人走进敌营，又完整地带他们杀出来，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把自己放在最危险的地方，把安全留给身后的那片土地和人。 这一点，比任何头衔都更像一个军人的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