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帝王的评价！ 商纣王：纣王实际上是一个富有才华的人。 纣王这名字一出口，许多人心里就先判了刑，像街坊听见谁家吵架，连门都不出就知道该骂谁。《封神演义》更不客气，第九十五回里，姜子牙掰着指头点他沉湎酒色、纵淫败度、败沦丧德、兴极酷刑、滥杀无辜等十大罪状，话锋又硬又急，像赶集时敲锣叫卖。 再把书页往前翻到更早的材料，周武王伐纣留下两篇檄文式文字，《尚书》里的《泰誓》《牧誓》最能定调。《牧誓》那段批判抓得准也狠，说殷王纣只听妇人之言，自弃先祖祭祀，昏弃家国，不用王父兄弟，偏信四方多罪逋逃，使其暴虐百姓，以奸轨乱商国。 后人对纣王的暴君印象，大多从这些句子里生根，越长越密，最后连细枝末节都被黑影盖住，口头一句万恶无道，就把整段历史拍扁。 毛主席不太爱这种一口咬死的评法。 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抛出一句让人愣神的话，把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 史书把纣王写成青面獠牙、十恶不赦，毛主席说写得太过分。 话说到这里，他又拎出孟子的提醒，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还提到孟子说过桀纣之恶未有为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均归焉。 意思很直白，世道喜欢找个最臭的桶，把脏水往里倒，倒久了，桶外边就显得干净。檄文有檄文的用意，史书有史书的笔法，小说更要讲起承转合，读的人要是只顺着情绪跑，跑到头就只剩骂声，连为什么会这样都懒得问。 纣王的恶，毛主席不否认。宠妲己、剖比干心，这两件事够坏，也够让他背上大暴君的名号。可把恶名当全部，就容易把人看扁。毛主席给纣王补上一层能力的骨架，聪明能辩，尚武能文。商朝晚期，江淮之间的夷人势力强盛，威胁商朝东南方向。 纣王父辈几次对东夷用兵取胜，仍挡不住对方扩张和冒犯。纣王当政后亲率大军东征，打出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俘虏亿兆夷人，压回东夷扩张，稳住东南安全。 毛主席还把意义说得更深，东南经略让中原文化渐渐伸到东南，这在历史上算一笔贡献。一个人能打胜仗、能经营边地，也可能在内政上犯糊涂，功过常常缠在一处，不肯分家。 连商这个字，毛主席也拿来掂量。 他说商有做生意的意思，标志商代已经开始有商品贸易，到纣王时成了当时最富强、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隶制国家。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主席组织几个人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又谈到这点，说商朝之所以叫商，与商品生产有关，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 他再次强调，纣王能文能武，经营东南，巩固东夷与中原的统一，在历史上并非无功之人。 评价要一分为二，功不抹掉，过也遮不住。要是只盯着酒色和刑罚，商末那些外部压力、扩张与反扩张、资源与人口的挪动，就像被拉上帘子，什么都看不见。 纣王亡国这事，毛主席讲得像在拆一架出故障的机器。 一个毛病是警觉性丢了。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纳商的文化，推动周的社会发展，推翻商的准备越做越扎实，纣王却像没听见脚步声。他不听商朝大贵族微子、箕子、王子比干不断进谏，局面越绷越紧，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见势不妙逃走，身边的人散去，众叛亲离成了现实。毛主席还点明，内部有反对他的力量在动，火种在屋里，外头一阵风就能把梁点着。 另一个毛病更致命，落在俘虏身上。 纣王不会做俘虏工作，把大量战俘集中在京畿，周人却在纣王的战俘里做了卧底。周武王大军离商都七十里时，商王宫廷才得消息，赶忙停下庆祝胜利的歌舞酒宴，才开始讨论应敌策略。 商朝主力军远在东南战场，一时征调不过来，纣王只能把大量东夷战俘武装起来开向前线。把刀枪发给最不稳的一群人，场面很容易反噬。结果战俘纷纷起义，掉转矛头，联合周军进攻商纣。大势已去，纣王登鹿台自焚而死，那句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冷得扎人。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同吴芝圃等人谈话，再次重复这一整套看法。纣王伐徐州之夷打胜仗，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商朝亡国。 毛主席还说过一句重话，天下的恶常被推到一个人身上，骂得越齐整，越要想想遗漏了什么。 纣王的悲剧不止在被骂，更在败局里那几步失手被写成神怪故事，读者一笑就过去，心里发紧。鹿台的火光在史书里晃着，照见的不是妖怪脸谱，而是一个统治者在关键处把棋下错，错到翻不了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