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有一人，1977年考上外省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就在当地工作了，官至副省级。

我们村有一人，1977 年考上外省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就在当地工作了，官至副省级。 头一个找上门的是我二姑，那年二姑夫在城里工地摔断了腿，包工头卷钱跑了，家里凑的医药费快见底，听说老家人在省里当大官，她揣着半布兜自家晒的柿饼，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就去了。 到省政府门口，哨兵拦着不让进，问清来由打了个电话，没一会儿出来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是李省长的秘书，把她领到旁边的招待所，安排了个小房间。招待所的风扇吱呀转着，吹得二姑的柿饼纸袋沙沙响，她坐立不安地等了两天，才见着人。 李省长穿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说话还是咱老家的土腔，先问村头的老槐树还结不结槐米，问老井的水还甜不甜，问二姑家的苹果树今年挂果多不多，就是不提二姑夫的医药费。二姑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把柿饼往桌上一放：“李老弟，俺家那口子再没钱治，腿就废了！” 他叹了口气，给二姑倒了杯热水：“姐，我不能直接给你塞钱，坏了规矩不说，也解决不了根本。我让秘书联系了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他们专门管这种工伤纠纷，明天就陪你去工地辖区的劳动局，走正规程序要赔偿。这两百块你拿着，留着吃饭坐车，别舍不得花。” 二姑当时心里凉了半截，觉得这大官亲戚太死板，揣着钱闷头回了家。谁知道没半个月，律师就帮她要回了三万多赔偿款，二姑夫的腿也慢慢治好了。后来她才听说，李省长还私下托人给医院打了招呼，让尽量给用平价药，能省一点是一点。 再后来村里想搞果树合作社，老支书去找他，他没直接批钱，而是联系了农科院的专家来村里指导剪枝育苗，还帮忙整理材料，让合作社按正规流程申请到了农业补贴。 去年他退休回村，天天扛着锄头去地里薅草，没事就蹲在老槐树下跟人下棋，手里攥着那只磨得发亮的旧烟袋锅——还是当年从村里带出去的。有回我蹲在他旁边，问他为啥从不走后门，他抽了口烟，烟圈慢悠悠飘向老槐树的枝叶：“咱是从这村里长起来的，根在这儿呢，不能给祖宗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