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叔当年干民兵营长时，保护一个下放的老干部，后来这个老干部落实政策回城了，当了

我二叔当年干民兵营长时，保护一个下放的老干部，后来这个老干部落实政策回城了，当了副部级干部，我二叔就去找他，请他帮子女安排工作，这位干部根本不理我二叔。 二叔捏着那袋干豆角，走在陌生的大城市街上，脚像灌了铅。天擦黑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来，他寻思着找个最便宜的小旅馆凑合一宿，明早赶火车回家。路过一个街边公园，他看见长椅上坐着个老太太，脚边放着个大编织袋，正捂着胸口，脸色很不好。 二叔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大娘，您这是不舒服？”老太太点点头，说心慌，老毛病，药吃完了。二叔看她一个人，编织袋里露出些塑料瓶和纸壳。他放下自己的布袋子，说：“您等着，我瞅见那边有个药店。” 他小跑着去了药店，用自己的钱买了瓶速效救心丸，又跟店员要了杯温水。伺候老太太吃下药，守了她半个多钟头，看她脸色缓过来了。老太太拉着他的手，千恩万谢，非要他留下名字地址。二叔摆摆手，只说自己是路过，该做的。老太太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个皱巴巴的小本子，撕下一页，写了个电话号码塞给他：“我儿子电话，你以后要是在省城有啥难处，打这个电话，就说帮过公园里的周老太。” 二叔没当真，客气地收下纸条，和那袋干豆角一起塞进了中山装的内兜。他把老太太送到能看见的公交站，看她上了车，才转身去找住处。 回家后，日子照旧。老大工作的事，二叔后来托了远房表哥，在县里的粮站找了个临时工的活儿，虽然钱不多，但总算稳当。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被他随手夹在了家里的老户口本里，渐渐忘了。 大概过了大半年，村里要修一条连接省道的水泥路，指标紧，好几个村都在争。村长急得嘴上起泡，知道二叔去过省城，硬拉着他一起去跑手续。在省交通厅，他们人生地不熟，连门都摸不着，更别提找管事的人了。二叔在走廊里发愁，手无意间摸到内兜，忽然想起那张纸条。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思，他找到公用电话，拨了过去。 接电话的是个声音沉稳的男人。二叔磕磕巴巴说了周老太和公园的事。对方沉默了几秒，说：“我知道了。你们现在在哪儿？” 两天后，村里修路的批文就下来了，顺畅得让村长不敢相信。后来才隐约听说，接电话的人是周老太的儿子，在省里某个很重要的部门工作。二叔没再去深究，也没跟人炫耀。他只是觉得，那天傍晚走进那个街边公园，大概是他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之一。那袋没送出去的干豆角，最后自家过年炖肉吃了，特别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