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才十二岁，我父亲是生产队会计，对门邻居是地主成份，在村里经常受欺

1975 年，我才十二岁，我父亲是生产队会计，对门邻居是地主成份，在村里经常受欺负，大人孩子都忍气吞声，谁也不敢得罪。 我跟王家的小梅同岁，天天一块儿背着补丁书包上学，只是路上她总跟我隔着半步，怕有人说我“跟地主崽子混”。那时候队里分东西，王家永远是最次的，分菜是蔫了的白菜帮子，分柴是湿乎乎的烂树枝。 有天队里分救济玉米，保管员李老头故意把王家的竹筐往边上挪，只舀了半筐就推到一边，还阴阳怪气地说：“地主家还想跟大伙抢粮？够你们填肚子就不错了。”小梅妈站在那儿，手攥着筐子绳，指节都白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愣是没敢反驳一句。 我放学路过正好看见，趁人不注意，从自家筐里抓了两大把玉米塞给小梅。她推了半天，最后还是攥着玉米，低着头跑回了家。这事被我爹瞅见了，他没骂我，只是晚饭时闷头喝了两口红薯粥，叹口气说：“以后别明着来，让人看见，爹这会计就当不成了，咱们家也得受牵连。” 我点点头，知道爹的难处，可没想到第二天队里开早会，爹拿着皱巴巴的账本站出来，说救济粮的总数对不上，每家都少算了两斤，包括王家的。李老头脸涨得通红，想说什么又被账本上的数字堵回去，只能不情愿地给王家补了满满一筐玉米。 晚上我正写作业，听见门口有轻响，开门一看，门槛上放着两个刚蒸好的南瓜，还冒着热气。我爹出来看了看，让我端着一坛自家腌的萝卜干送回去，特意嘱咐我：“就说自家吃不完，别提别的。” 小梅开门接过萝卜干，眼睛亮晶晶的，没说话，只是给我塞了块烤得焦香的红薯。那红薯甜得很，我咬了一口，暖得从舌尖一直到心里。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爹翻了半宿账本，就为了找出那两斤粮的错处。那时候的日子苦，可有些热乎气，总在暗地里慢慢攒着，没那么容易凉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