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涂孝文叛变后，供出了李青林。李青林被捕后，死不承认自己党员的身份。特务只好叫涂孝文与李青林当面对质，不料李青林见到涂孝文后，爽快承认：我当然认识他！ 没人知道，李青林这句爽快的承认，藏着多大的勇气与智慧。那年她32岁，是重庆地下党交通站的负责人，梳着齐耳短发，眼角有一道浅浅的疤痕——那是1945年传递情报时，为了躲避国民党巡逻队，摔在石板路上留下的印记。她的双手布满细密的老茧，是常年熬夜印刷传单、装订情报手册磨出来的，指尖还沾着洗不掉的油墨痕迹。而涂孝文，曾是她最信任的战友，两人在1944年加入地下党，一起在化龙桥的印刷厂秘密工作，涂孝文负责刻写钢板，李青林负责分发传递，多少个深夜，他们借着油灯的微光，将一张张唤醒民众的传单送到市民手中，也曾在遭遇搜捕时，互相掩护逃过一劫。 1948年的重庆，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国民党特务疯狂搜捕地下党员。涂孝文在一次接头时被捕，特务没费多少力气，就用老虎凳和辣椒水撬开了他的嘴。这个曾经喊着“为革命献身”的青年，在酷刑面前彻底崩溃，不仅供出了李青林，还吐露了好几个地下交通站的地址。那天清晨，李青林正在给进步学生分发学习资料，特务突然踹开房门，冰冷的枪口抵住了她的后背。她没有挣扎，只是悄悄将藏在发髻里的密写药水倒进了水杯，看着那透明的液体融入水中，才缓缓举起双手。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刺眼。特务头子张幺娃叼着烟，拍着桌子吼道：“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涂孝文都招了，你还想抵赖？” 李青林坐在冰冷的木椅上，脊背挺得笔直，脸上没有丝毫慌乱：“我不知道什么共产党，也不认识涂孝文。” 特务们轮番上阵，用鞭子抽、用烙铁烫，她的衣服被血浸透，意识几次模糊，却始终咬紧牙关，不肯吐露半个字。她心里清楚，地下党还有很多同志在潜伏，多坚持一分钟，就能给他们多争取一分钟的转移时间，涂孝文虽然叛变，但他未必知道所有同志的下落，只要自己不松口，特务就抓不到更多人。 特务们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给她端来饭菜，许诺只要她招供，就放她回家，还能给她官做。李青林瞥了一眼桌上的饭菜，冷笑一声：“你们这些反动派，休想让我背叛信仰！” 张幺娃被彻底激怒，狠狠摔了茶杯：“好！既然你不承认，那就让涂孝文来认你！我看你还怎么狡辩！” 当涂孝文被特务推进来时，李青林的眼神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眼前的男人，再也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战友，他头发凌乱，脸上带着讨好的笑，眼神躲闪，不敢直视李青林。特务们立刻围了上来，张幺娃指着涂孝文问：“李青林，你说不认识他？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所有人都以为李青林会慌乱，会否认，可她却缓缓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盯着涂孝文，声音清亮而坚定：“我当然认识他！” 这句话让在场的特务都愣住了，连涂孝文也停下了脚步，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李青林接着说道：“他是涂孝文，曾经和我一起在印刷厂做工，后来他欠了赌债，卷走了厂里的公款跑了，我怎么会不认识？” 她的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你们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一个做工的妇女，连字都认不全几个，怎么会是共产党？倒是他，为了活命，什么瞎话都敢编吧！” 涂孝文被问得哑口无言，脸涨得通红，想要辩解，却被李青林的眼神逼得说不出话来。他确实曾经欠过赌债，这件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李青林此刻提出来，既符合逻辑，又让特务对他的供词产生了怀疑。张幺娃皱着眉头，盯着涂孝文问：“她说的是真的？你欠赌债卷款逃跑？” 涂孝文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眼神里满是慌乱。 李青林见状，趁热打铁：“长官，我一个妇道人家，无依无靠，怎么敢跟共产党扯上关系？肯定是他被你们抓住了，想拉我垫背，好减轻自己的罪责！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化龙桥的印刷厂问问，老工友们都知道他的德行！” 她的话滴水不漏，既承认了认识涂孝文，又巧妙地将自己和地下党的关系摘得干干净净，还反过来质疑了涂孝文供词的真实性。 特务们被绕得晕头转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相信谁。张幺娃虽然怀疑，却没有任何证据反驳李青林的说法，只好暂时将她关回牢房。这次对质，李青林不仅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反而让特务对涂孝文的信任大打折扣，为其他地下党员的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特务们又对李青林进行了多次审讯，用尽了各种酷刑，可她始终坚守着秘密，无论特务怎么威逼利诱，都再也没有多说一个字。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李青林被特务残忍杀害在渣滓洞监狱，年仅33岁。而涂孝文，最终也没有得到特务的信任，被国民党当局以“供词不实”为由处决，落得个身败名裂、不得善终的下场。 李青林的那句“我当然认识他”，不是妥协，而是绝境中的智慧与反击。她用自己的沉着与勇敢，打乱了特务的审讯节奏，保护了战友，捍卫了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