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为了扩大学校的规模，找上陕西督军陈树藩，希望购买一块地皮，对于建学校，陈树藩很感兴趣，他拍着大腿说道：“我们陈氏家族愿意大力支持司徒校长办学堂。”就这样，这块40公顷的土地，陈氏家族只卖了6万大洋，除此之外，陈树藩还捐赠2万大洋，以此资助司徒雷登办学，后来，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最美的大学，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但他办学校，已经超越了国籍… 1919年，司徒雷登接手了一所“分文不名”的联合大学，还给它起了个新名字——燕京大学。 彼时的燕大挤在北京城内狭小的校舍里，学生不足百人，教员寥寥，连合格的教学设备都凑不齐。 要想让学校立足，找一块合适的新校址成了司徒雷登的头等大事。 他骑着自行车、赶着毛驴转遍北京四郊，最终看中了西郊一块荒废的园林，这里曾是清代亲王的府邸，后来成了陕西督军陈树藩的私产。 1920年夏天，司徒雷登专程奔赴西安拜访陈树藩。 彼时的陈树藩手握陕西军政大权，家底丰厚，这块北平的地皮本是他为老父亲准备的养老之所，市值远超十万大洋。 让司徒雷登意外的是，听闻买地是为了办学，陈树藩当即来了兴致，拍着大腿说道：“我们陈氏家族愿意大力支持司徒校长办学堂。” 这场谈判没有过多拉扯，很快就敲定了结果。 陈树藩将这块四十公顷的土地以六万大洋的价格卖给燕大，还主动拿出两万大洋捐赠给学校，作为资助学子的奖学金。 折算下来，司徒雷登实际只用四万大洋就拿下了这片风水宝地。 陈树藩只提了一个简单要求，希望燕大每年能从他创办的成德中学里，免试招收几位陕西籍学员，司徒雷登当即满口应允。 为了这片土地，司徒雷登的归途也充满波折。 陈树藩特意派了一班士兵护送他，还准备了一顶驴轿和一匹马，让他能在土匪肆虐的路段安全通行。 这一路的见闻，让司徒雷登更坚定了办好教育的决心，他想让这片土地上的学子都能有机会摆脱动荡，安心求学。 校址敲定后，司徒雷登邀请了耶鲁大学毕业的建筑师亨利·墨菲主持设计。 墨菲没有采用西方建筑风格，而是以中国古典园林为蓝本，搭配钢筋水泥的主体结构和现代化设施，让飞檐斗拱与电灯水暖相得益彰。 施工时，工人从圆明园遗址搬运来花岗岩条石做路基，从玉泉山引来活水打造未名湖，博雅塔更是兼具了水塔的实用功能与景观价值，成了燕园的标志性建筑。 1926年夏天，燕大正式迁入新校园。 短短几年间，司徒雷登广邀名师，胡适、闻一多、冰心、钱穆等学者纷纷加盟，燕大迅速跻身国内一流大学行列，与北大、清华齐名。 这里的学术氛围自由包容，不仅最早实行男女合校授课，还培养出了大批进步学子，不少人后来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用学识报效国家。 司徒雷登虽是美国人，却把半生心血都倾注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上。 他让燕大摆脱了教会大学的局限，兼顾中西方文化，让校园成为传承中国文脉的载体。 而陈树藩的慷慨相助，也跳出了军阀逐利的固有印象，在动荡年代为教育留存了一方净土。 1952年院系调整后，燕大被拆分并入北大、清华等高校，燕园则成了北大的主校区。 如今的未名湖畔依旧书声琅琅，博雅塔依旧静静矗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