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5岁年轻漂亮的“女流氓”翟曼霞跪在刑场上等待被枪决。行刑前她突然对着天空撕心裂肺喊出8字遗言：“我无罪，性是自由的！”随即一声枪响划破长空，将她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 1983年的上海，闷热得像一口大蒸笼。就在这一年，全国第一次“严打”行动拉开帷幕，公安部开会部署，各地很快进入“从重从快”的节奏，1979年刑法第160条关于“流氓罪”的模糊条款，被频繁使用，个人生活方式往往也能被扣上“破坏社会风气”的帽子。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25岁的翟曼霞，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1958年，她出生于上海一户经商人家，物质优渥，父母视若掌上明珠。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成年后又被送往英国留学，在自由主义思潮和西方文明氛围中长大，对个人权利、自由恋爱有着天然的认同。 1982年，她带着留学经历和自信回国，本应被视作“人才”，却在保守的社会氛围中被当成“异类”。时髦的穿着、敢言的性格，在邻里口中成了“不守妇道”的证据，她却仍坚持按自己的方式活着。 真正改变命运的一幕发生在1983年夏天。那天上海酷热难耐，她穿上泳衣跳进河里游泳，只想图一丝清凉。一位在河边乘凉的大妈见有人在水中，以为她落水，大声呼救。 她游过去解释自己是在游泳，还连声道谢，然后又自在地游开。谁知大妈看到她浑身露出大片肌肤，脸色突变，当场怒骂“女流氓，伤风败俗”，随即报警。 在今天看来，这或许只是一次误会，但在严打刚刚启动、舆论高压的1983年，它迅速被放大。警察赶到，在众人的指责声中将她带走。她却没意识到风暴的来临，在派出所里依旧保持一贯的坦然，认为自己不过是在河里游泳，谈不上犯法。 真正压垮她的，是随后的询问记录。她主动谈起自己的情感经历，承认在国外留学期间交往过多位男朋友，并与每一位都发生过性关系，强调这是西方文化中再普通不过的恋爱方式，不该被上纲上线。 在场的办案人员目瞪口呆，在他们的观念里，这不仅意味着“私生活混乱”，更像是对传统道德的公开挑衅。 当时刑法对“流氓罪”的入罪标准笼统宽泛，“公然藐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情节恶劣”都能成为定罪理由。 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以生活作风入罪的案例，湖南长沙一名女教师刘凤英，仅因与三位男友先后同居被举报，就被以流氓罪判处三年徒刑并开除公职。 在这样的气氛下，翟曼霞的供述被写入卷宗，定性为“生活淫乱”“传播腐朽思想”，她从“开放前卫的留学生”一跃变成“典型流氓犯”。 案件很快被层层上报，在“从重从快”的政策导向下，她成了需要树立的“严打样本”。她在看守所里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遍遍写申诉材料，反复强调自己没有强迫他人，没有卖淫，没有聚众猥亵，只是成年人之间的情感与性关系，不应上升为犯罪。 她的家人也四处托人，请律师、递交她的留学证明，希望能换来从轻处理。但在那样的年代，这些努力都如石沉大海，法律条文的模糊与政策口号的压力，让个体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判决下来，她被以流氓罪处以死刑，消息一度在社会上引起震动，有人拍手称快，觉得“总算给这种女流氓一个教训”，也有人在私下里替她惋惜，认为不过是个人生活方式问题，不至于杀头。 然而在当时，“公序良俗”与“政治任务”叠加，几乎没有留下为她辩护的空间。 行刑那天清晨，25岁的她被押上囚车，脖子上挂着写着“流氓犯 翟曼霞”的木牌。来到刑场，她并没有立刻崩溃，而是在意识到生命即将终结时，仰起头，对着天空撕心裂肺地喊出八个字：“我无罪，性是自由的！” 枪声随即响起，年轻的生命倒在泥地里，血迹在潮湿的土壤中晕开，这一幕成了很多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画面。 多年之后，1997年新刑法施行，“流氓罪”这一罪名被彻底取消，相关行为拆分到猥亵、强奸、聚众淫乱等具体罪名中，法学界也开始反思旧刑法下“流氓罪”带来的冤假错案。 像翟曼霞这样的故事，被重新翻出时，人们才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敢于追求个人生活方式的年轻女性，是怎样在模糊的法律条文和高压的政策环境中，被一步步推向绝境。 在那个信息闭塞、观念保守的年代，她的开放、张扬、出格的表达被视作威胁，也成了“从重从快”的最佳靶子。今天再回望，我们或许很难用简单的“对”与“错”去评价所有人，但至少可以明白，法治与权利意识的进步，正是为了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