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解放那一年，村里的地主把田地全卖光了，因为他大儿子写信回来了，叫他卖的，不卖以后全部没收，啥也不会给你留下。 周地主在村里算不上凶神恶煞的角色，可也绝不是肯吃亏的主。佃户们交租要是晚个三五天，他虽不骂人，却会坐在院门槛上抽着烟袋锅子，眼神沉沉地盯着人，直到佃户把粮食扛进仓才肯挪地方。 谁家春播时缺了种子上门去借，他得先问清家里有几亩地、能收多少粮，算清利息才肯打开粮仓，少了半斗都不行。 两百多亩地是他的根，从年轻时接手家业，到雇着佃户耕种、靠着租子过日子，这片土地撑起了他大半辈子的体面，平日里连田埂上的杂草都要让人细心打理，谁能想到他会主动卖地。 变故是从一封来自远方的信开始的。周地主的大儿子在外闯荡多年，消息比村里灵通得多，信里把外面的形势说得明明白白，劝他赶紧把田地卖掉，不然等解放后土地改革，这些地都会被没收，到时候别说田地，就连家里的积蓄都可能保不住。 那几天，周地主把自己关在堂屋里，房门从早到晚都掩着，只听见烟袋锅子“吧嗒吧嗒”的声响，地上积的烟灰扫了又落，堆得能埋住鞋尖。 他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对着窗外的月光盘算，天亮后又对着账本发呆，最后红着眼圈把管家叫到跟前，语气沙哑却坚定：“卖，按市价卖，给佃户们优先挑，别坑人。” 管家心里犯嘀咕，却还是按着吩咐办了，找木匠打了木牌，用红漆写下售卖告示，特意把“佃户优先”四个字写得大了些。 消息传开，老槐树下瞬间聚满了人，有佃户，有自耕农，还有隔壁村闻讯赶来的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说周地主肯定是耍花招，想借着卖地骗佃户的钱；也有人说他是真慌了，不然不会放着好好的地不卖。 议论归议论，没人敢真的先动手，都在等着看谁第一个出头。 最先动心思的是王老五，他在周地主家种了十多年地，手里只有几分薄田，大半辈子都盼着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水田。 那天晚上，他在自家地头蹲了一整夜，看着地里的庄稼，又想着家里的孩子，越想越心动，天还没亮就揣着揣了半辈子的积蓄，急匆匆跑到晒谷场看木牌。红漆字写得歪歪扭扭，却字字清晰：田地出售，佃户优先，市价交易。 他凑上前仔细看价格，上等水田一亩只要三石谷子，比镇上粮行的行情还低两成，就连村东头那块种不出多少粮食的盐碱地，也明码标了价，比水田便宜一半还多。 王老五用粗糙的手掌反复摩挲着木牌，生怕自己看错了，直到管家扛着笔墨过来，告诉他周地主说了，佃户买地可以先交一半谷子，剩下的等秋收后补齐，他才敢相信这是真的。 消息很快传开，佃户们都动了心，纷纷拿着自家的存粮或积蓄来找管家登记，有的挑靠近水源的水田，有的选土质肥沃的旱地，就连那块盐碱地，也被想试着改良的村民定了下来。 周地主偶尔会站在院门口，看着佃户们围着管家商量地块，眼神里没有不舍，只有一种卸下重担的平静，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盯着田埂，只是偶尔抽一袋烟，看着远处的田地发呆。 那时村里没人懂什么土地政策，只知道周地主卖地给大家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后来才知道，当时解放区已经开始推行土地改革，通过清算、征购等方式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像周地主这样主动卖地的情况虽不多见，但也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变化，旧的土地制度正在被打破，农民们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土地。 没过多久，村里就来了土改工作队，没卖掉的少量土地按政策进行了分配，家家户户都分到了田地，王老五和其他佃户一样，在自己的地里种上了庄稼，收成比以前租种时好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