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第1天，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在一起调情，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凭你也想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那个改变苏青一生的巴掌，并没有发生在什么大风大浪的时刻，而是发生在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厨房里，在那口见底的米缸旁。 那是1930年代末的上海，苏青第五次向丈夫开口要买米的钱。回应她的不是钞票，而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外加一句让当时所有家庭主妇都能背过气去的羞辱：“凭你也想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这一巴掌打下去的时候，苏青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宁波才女了。在那几年里，她更像是一台被困在灶台边的生育机器。 这笔账算起来很残酷。前四胎生全是女儿，婆家的脸色冷得像冰窖，丈夫连正眼都懒得给。直到第五胎生了个儿子，丈夫那天高兴得连喝了两碗酒。 可讽刺的是，这两碗庆功酒，庆祝的是香火有继，而不是感谢妻子的付出。在丈夫眼里，任务既然完成了，这个只会伸手要钱的女人就显得格外多余。 那记耳光打醒了苏青。她真的去“自己赚”了。 她不再指望丈夫口袋里的铜板，而是点起了煤油灯。她左手还要抱着喂奶的孩子，右手却拿起了笔，写出了《论离婚》。 为了省下几个工钱，这位曾经的富家少奶奶，亲自跑到印刷厂去拉《天地》杂志。下雨天纸张湿了，她就带着孩子们一页页地把书晾干。那时候隔壁的打字机都停了，她还在干活。 后来上海滩的人都说，苏青变了。那个在米缸前唯唯诺诺的妇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敢把婚姻里的虱子捉出来给世人看的女作家。 其实这颗雷，早在1934年她新婚的第一天就埋下了。 那天苏青推开房门，撞见丈夫正和表嫂在一起，神态亲昵得让人脸红。丈夫给出的理由蹩脚得可笑：“她是来借剪刀的。” 当年的苏青信了吗？或许信了，或许只能装作信了。她选择了隐忍，把这根刺吞进肚子里，换来了几年表面和平的婚姻。 但到了1940年代，当她终于签下那张离婚协议时，理由栏里填写的“性格不合”，成了她留给这段关系最后的体面。 那时候正值乱世，七七事变前后的上海一片混乱。她背着发烧的女儿离开那个家，没有回头。 社会上的唾沫星子差点淹死她。邻居骂她“不知廉耻”，大众觉得她把家丑外扬是“不要脸”。 但苏青不在乎。连张爱玲都忍不住夸她，说她的文章“用词克制又锋利”。她不是在卖惨，她是在拿着手术刀解剖自己那早已坏死的婚姻。 抗战胜利后，局势骤变。因为曾在沦陷区办刊，苏青被扣上了“汉奸文人”的帽子。 这不仅是名誉扫地，更是经济上的毁灭。杂志被查封，家产化为乌有。 曾经那个风光无限的女编辑，晚年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靠着改编《宝玉与黛玉》这类越剧剧本维生。 你知道她那时候一个月挣多少钱吗？四十多块。这点钱，要养活自己，还要看病。 医生看着她那肺病严重的X光片直摇头，她咳血的时候，手里还攥着稿纸。 直到临终前，苏青念念不忘的不是那个打她耳光的男人，也不是那段所谓门当户对的婚姻，而是问身边的人：“印厂的书出了没？” 如果1930年代那个厨房里没有那一声耳光，苏青可能也就是个受了一辈子气的深宅妇人，大概率会在郁郁寡欢中度过余生。 因为那一巴掌，她确实过得很苦，晚年甚至有些凄凉。但至少在她闭眼的那一刻，她用一生证明了那个男人当初错得有多离谱。 钱，她自己赚到了。路，她也自己走完了。 参考信息：苏青. (1943). 结婚十年 [M]. 上海：天地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