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穿着白衬衫进厂那天，全车间的人都笑了。“哟，来拍电影的？”“这细胳

十年前，我穿着白衬衫进厂那天，全车间的人都笑了。“哟，来拍电影的？” “这细胳膊，搬得动零件吗？” 我没说话，只是把诗集塞进工具箱最底层，坐在厂区那棵老梧桐树下，翻到里尔克那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那时我不合群。吃饭躲角落，说话轻声细语，连拧螺丝都像在写书法。工友们说我“装”，其实我只是怕——怕一开口，就暴露自己是个从江南小镇逃出来的穷学生，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梦。十年过去，我成了技术员，工装上油渍叠着油渍，头发剪得只剩青茬，说话带上了北方腔，撸串时能一口气干三瓶啤酒。没人再笑我了，因为我修机器比谁都快，教新人比谁都耐心。可有些东西没变。 口袋里始终别着一支旧钢笔——不是用来写字，是妈临终前塞给我的，说“你爸当年就是用这支笔给我写的情书”。 宿舍窗台那盆绿萝，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枝条，十年没死，反而爬满了整面墙。 每月15号，雷打不动寄一本诗集回江南，收件人是我侄子。他今年高三，信里总写：“叔，我又读了你寄的《飞鸟集》，今天解出一道物理难题，像诗一样美。”刚来那几年，我天天算着攒多少钱能回学校复读。可妈病倒了，弟弟还在念初中，我只能把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折了又折，塞进铁盒埋在床底。后来，我慢慢不恨这地方了。 我发现流水线也有节奏，像诗的韵脚；机床轰鸣里，也能听出某种秩序。我帮新来的小伙调参数，给流浪狗搭了个挡雨的窝，甚至在安全培训会上，悄悄引用了一句艾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底下哄笑一片，可散会后，有人小声问我：“哥，那诗……能发我看看吗？”去年，侄子考上江南大学。我翻出压箱底的白衬衫——领子松了，袖口磨薄，穿上去绷得肩膀发紧。可我还是穿了，陪他走进校门。他忽然停下，认真说：“叔，我会替你完成梦想。” 我没说话，只用力拍了拍他肩膀。转身时，眼眶烫得厉害。回厂那天，我换回工装，照常检修冲压机。中午休息，又坐到那棵梧桐树下。掏出手机，给侄子发消息：“今天厂区来了只小橘猫，我给它起名叫‘北岛’——你喜欢吗？”风从北方吹来，带着铁锈和机油味，可树叶沙沙响，像在读一首没人听见的诗。那些年以为被生活碾碎的梦想，其实没丢。 它们只是悄悄长进了骨头里，变成支撑我扛起责任的脊梁，也变成深夜灯下，给远方少年寄去的一行温柔。真正的文艺，从来不是穿白衬衫、读诗集， 而是满手油污，心里还留着一片干净的地方，种花、养猫、等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