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李大钊的了明禅师，被五花大绑带到刑场准备枪毙，出乎意料，行刑前他对提出一个要求：“我死有余辜，但是能不能别打我的头？” 雷恒成早年出身清末皇亲，1909年获清廷警察兵科举人资格，进入京师警察厅任职。1912年北京兵变中，他奉袁世凯命令参与焚掠和屠杀市民，造成大量居民生命财产损失。北洋时期，他逐步升迁，1927年成为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以残暴闻名，绰号雷锤子。张作霖视共产党为威胁，下令逮捕李大钊，他直接负责执行。4月6日，他率300多名军警闯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旧兵营，逮捕李大钊及其家人与其他革命者共60多人，违反外交惯例，搜查文件和武器，从李大钊身上搜出一把手枪据为己有。逮捕后，他主持拷问，使用老虎凳、电椅和竹签插指甲等刑具，企图获取情报，但李大钊等人未泄露机密。 4月28日，张作霖当局组建特别法庭，以通敌和危害民国罪名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使用绞刑架执行三次绞勒法延长痛苦，雷恒成全程监督。处决后，他继续追捕共产党组织，在北方制造白色恐怖，组织破坏天津机关，导致18名党员被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转向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担任伪职，迫害抗日人士，双手沾满血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以叛国罪逮捕他，但在押解途中，他趁乱逃脱。为躲避追捕，他剃度出家，自称了明禅师，先在北京西北角柏林寺隐藏，穿僧袍敲木鱼，过着低调日子。风声紧时，他转移到上海马立斯路附近，留山羊胡，镶金牙，以算命摊为生，携带清末金怀表，靠江湖经验混迹底层。 1951年6月，北京市民赵某寄信检举了明禅师真实身份，指出其特征和藏匿地点。北京市公安局转交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侦查员鲁全发、夏咸俊和潘澄负责调查。他们乔装接近摊位，观察口音、面容、金牙和金表，确认与档案吻合。1952年秋，当晚公安人员突袭住所，搜出日本宪兵学校证书、日伪任命状和勋章等物证。雷恒成起初抵赖，在面对历史档案、证人供词和同案犯吴郁文指认后，供认全部罪行，包括1927年逮捕李大钊细节和搜枪自用事实。华东公安部审核指出，他系大汉奸，又是杀害李大钊等革命者主谋之一。 审讯记录显示，雷恒成交代了参与北京兵变、逮捕李大钊、拷问过程和监督处决的具体事实，还补充了破坏天津机关和迫害抗日人士的罪行。1952年12月17日，华东公安部部长许建国批准死刑判决。1953年4月26日，上海市军管会执行判决，结束其罪恶一生。同案凶手吴郁文1951年6月20日被捕，供认罪行后判死刑，因重病暂缓执行，1953年6月17日病死狱中。陈兴亚作为警察厅总监，参与策划逮捕和处决，后投敌任伪职，落网后伏法。王振南等其他涉案者也逐一被清算。 雷恒成的经历反映了军阀时代警界人物的典型路径，从清末起步，依附袁世凯、张作霖，到投靠日本，始终服务于反动势力。他的罪行不止于李大钊案，还包括1912年兵变中屠杀市民和1930年代迫害抗日者。新中国成立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推动了对这类历史罪犯的清算。赵某的信件和吴郁文的指认，成为破案关键，体现了群众参与正义的过程。公安机关通过档案比对和实地侦查，确保证据确凿，避免冤案。 李大钊被捕事件源于张作霖对南方革命势力的恐惧，情报显示苏联使馆旧兵营藏匿共产党文件。他下令不惜代价逮捕，雷恒成等执行者成为工具。逮捕行动涉及300多名军警，强行闯入外交区，逮捕60多人，包括李大钊妻儿。拷问持续20多天，使用多种刑具，未能破获机密。特别法庭匆忙审判，罪名莫须有，处决方式残忍。雷恒成获升迁，继续反共活动，九一八后投日，伪满任职期间指挥抓捕抗日志士。 逃亡期，雷恒成化名赵志安，藏匿寺庙后移居上海，生活简陋，靠算命维持。金怀表内有清皇帝像，成为识别特征。检举信描述其露面西北角寺庙，公安循迹追踪。抓捕时，他手中木鱼落地，显示惊慌。审讯中，他补充了杀害其他革命者的细节。判决基于铁证，体现了法律公正。其他凶手如蒲志中负责审讯和法庭组织，落网后供认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