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84岁的毛森坐着轮椅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个曾经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离开大陆已经43年了。 谁能想到，这个当年让上海地下党闻风丧胆的“杀人魔王”，归来时连站稳都需要轮椅支撑。 他穿着一身朴素的中山装，头发花白稀疏，眼神里没了当年的狠厉，只剩掩不住的疲惫和苍老——很难将他与那个1949年下令屠杀300多名革命志士、双手沾满鲜血的上海市警察局长联系起来。 毛森的一生，从来都是极端的矛盾与反转。他出身浙江江山的贫寒农家，15岁才读小学，借同乡的文凭考入师范，后来又闯进浙江警官学校，被毛人凤引荐加入军统前身复兴社，从此踏上特务之路。 抗战时期，他两次被日军逮捕，受尽酷刑却没吐露半个字，甚至在狱中还策划暗杀了投靠汪伪的叛徒，靠着收买看守奇迹般越狱，被戴笠提拔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少将指挥官，成为军统赫赫有名的“抗日功臣”。 可这份功绩，在解放战争中彻底沦为杀戮的铺垫。1949年3月，毛森出任上海市警察局长，短短两个月内，逮捕爱国志士3000多人，其中300多人被他下令处决。 解放军逼近上海时，他在炮声中加快了屠杀节奏：中共地下电台台长李白、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地下党员张曼霞、交通大学学生穆汉祥……无数仁人志士被他枪杀在公园、牢房，甚至被装进麻袋投入黄浦江，死牢里500多人最终只剩28人幸存。1949年5月24日深夜，他在处决最后9名志士后，连夜驱车登舰逃亡厦门，不久后随国民党撤往台湾。 本以为能在台湾安度余生，没想到他却栽在了权力斗争里。蒋经国夺权后，逼迫毛森交出子虚乌有的“东南游击队”关系，他无法交代，求情无门，只能连夜逃离台湾，成了被通缉的“叛逃者”。 他带着家人先躲到香港，没了俸禄收入，子女又多，生活困顿到只能办养鸡场——昔日堂堂军统中将，竟沦落到每日养鸡杀鸡的地步，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1968年，他辗转移居美国，在纽约水牛城的侨民区里，过起了近乎隐居的生活。 漂泊海外的二十多年里，毛森的思乡之情从未消减。他多次托人打探故乡消息，从1989年起，陆续把子女孝顺的养老金捐给江山老家办学，只想为故土做点补偿。 1992年，垂垂老矣的他终于下定决心回国，随行的只有妻子胡德珍和长子毛建光，出发前他特意叮嘱家人：“只探亲，不谈政治，不惹麻烦。” 在上海，他没敢去当年的警察局旧址，只悄悄走访了几位健在的亲友。 有老街坊认出他，眼神里满是复杂，既没人上前指责，也没人刻意亲近，只是远远看着这个白发老人在子女搀扶下，颤巍巍地走进老弄堂，对着斑驳的墙壁沉默良久。 离开上海后，他回到浙江江山老家，站在瑶家岗村的老宅前，看着破败的土墙和院中丛生的杂草，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他给村里的学校捐了一笔钱，又去父母的坟前磕了三个头，嘴里反复念叨着“回来晚了，回来晚了”。 没人知道，他此刻是否在为当年的杀戮忏悔。但所有人都清楚，他的归乡之路，早已被历史的血痕刻满争议。 有人说，他抗战时刺杀汉奸、抗击日寇，有功于国家；可更多人记得，那些被他无辜杀害的革命志士，那些破碎的家庭，永远无法原谅他的暴行。 就连他自己也明白这份罪孽难逃——晚年接受采访时，他从不回避当年的屠杀，却也不愿多谈，只说“各为其主，身不由己”。 更让人唏嘘的是他的结局。这次归乡成了他最后的旅程，回到美国后仅五个月，1992年10月，毛森在旧金山病逝。 他一生渴望权力，却沦为权力斗争的弃子；曾以“抗日英雄”自居，最终却因屠杀同胞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晚年魂牵梦萦的故土，既是他的根，也是他永远无法偿还的债。 抗战时的抗日功绩，能抵消解放战争时的血腥屠杀吗？晚年的思乡与捐赠，能弥补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吗？历史从来不会简单地用“功过相抵”来评判一个人，毛森的狠辣、隐忍、落魄与乡愁，交织成一个复杂到难以定义的形象。 我们不能忘记他手上的鲜血，这是历史的底线；但也不能否认，他的一生折射出那个动荡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与命运的无常。故乡可以接纳一个游子的归来，却永远不会抹去历史的伤痕。 难道时间真的能淡化一切罪责？难道个人的思乡之情，能凌驾于无数家庭的伤痛之上？这些问题，始终没有标准答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