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老汉上街里，坐公交车回家，他越看对面的老太太越眼熟，他对老太太说，大妹子，你家在哪里住呀，我看你怎么这样子有缘分，莫非咱俩前生是夫妻？老太太抬眼打量老汉半天，慢悠悠开口，我家在桥东头老槐树巷第三排。 午后的公交车晃悠着穿街过巷，车窗外的树影碎在老汉的蓝布衫上。 他刚从街里买完药，兜里还揣着没拆封的创可贴，指尖蹭过塑料包装的棱，有点发涩。 对面座位的老太太一直垂着眼，花白的头发用黑网兜拢着，露出的耳背有颗小痣——这痣，怎么跟记忆里的那颗重合了？ 老汉盯着那颗痣看了三站地，公交车报站的电子音都变模糊了。 老太太终于抬眼，目光扫过他手里攥皱的药盒，停在他眼角的皱纹上——那皱纹里像藏着几十年的风。 “大妹子，”老汉的声音比车轱辘还颤，“你家……住哪片啊？” 他咽了口唾沫，喉结动得明显，“我瞅你咋这么面善，莫不是……上辈子在哪见过？” 问完自己先红了脸，觉得这话比街里小贩的吆喝还莽撞。 老太太没笑，也没皱眉，只是把手里的竹编篮往腿中间挪了挪，篮底露出半块没吃完的红糖糕。 “桥东头，”她慢悠悠地说，每个字都像从旧棉絮里掏出来的，“老槐树巷，第三排。” 老汉的脑子“嗡”一声，手里的药盒“啪嗒”掉在脚边——老槐树巷第三排，那不是他住了半辈子的地方吗？ 可他分明记得，巷子里的张婶前年搬走了，李家阿婆去年冬天走了，哪还有这样耳背带痣的老太太？ 难道是自己老糊涂了，把梦里的人安到了现实里？ 事实是他在那巷子住了五十年，闭着眼都能数清砖缝里的草；推断是这老太太若不是新来的，就该是刻在巷尾老墙上的名字；影响是他突然想起，十八岁那年隔壁窗台上总摆着一碗红糖糕，主人耳后也有这么颗痣。 公交车“吱呀”一声靠了站，热风裹着烤红薯的甜香灌进来。 老汉弯腰捡药盒时，看见老太太的布鞋沾着巷口特有的红泥——那泥只有雨后的老槐树底下才有。 有时候熟悉不是因为见过，是因为某颗痣、某个住址，甚至一句慢悠悠的话，都在替时光喊你的名字——你敢不敢停下来，问问那句“眼熟吗”？ 老太太把红糖糕往他这边推了推，竹篮把手磨得发亮。 公交车报站音突然清晰：“老槐树巷到了，请下车的乘客……” 阳光从车窗溜进来，刚好照在两人中间的空位上，像一块没写完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