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到丈母娘电话，说是要我回去商量下给舅弟买房子的事，我直接说，你儿子买房子关我啥事，又不是给我儿子买房子，丈母娘一听气的立马挂我电话，马上老婆电话就打过来了。丈母娘挂了电话，握着听筒的手还在发颤，胸口像堵了团湿棉花，又闷又沉。 下午三点，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嗡嗡响着。 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房贷计算器，手指悬在Enter键上方。 手机在桌角震动起来，来电显示跳动着“妈”这个字，屏幕的光映得桌垫上那杯冷掉的速溶咖啡，边缘结了圈褐色的渍。 “小伟买房的事，你晚上回来趟。”她的声音裹着电流声，像团揉皱的旧报纸。 我握着笔的手顿了顿，笔尖在笔记本上戳出个小墨点。 “他买房——”我清了清嗓子，窗外的蝉鸣突然钻进听筒，“跟我有什么关系？” 忙音突然炸响在耳边。 我盯着暗下去的屏幕，想起去年春节在她家厨房，她偷偷往我碗底塞红包时，袖口沾着的面粉；想起她总说“你们小两口不容易”，却在逛超市时把我爱吃的酱鸭偷偷放进购物车。 为什么到了买房的事上，她就忘了我们还背着六十万的房贷呢？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老婆的头像在跳动。 我深吸一口气接起来，没等她开口就说：“我不是故意的，但这话我必须说。” 听筒里传来她轻轻的叹息，像风吹过晒在阳台的旧毛巾。 “妈挂电话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的声音很轻，“我刚才进去，看见她对着爸的遗像发呆，说‘你要是还在，哪用得着求别人’。” 我的指甲掐进掌心，办公桌上的台历突然变得刺眼——后天是岳父的忌日。 我想起第一次见岳父，他递给我一杯温热的白酒，说“我们家就两个孩子，小伟不懂事，以后要多靠你”。 那时他的手背上还没有老年斑，酒杯边缘印着淡淡的烟草味。 原来有些承诺，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晚上我回去一趟吧。”我听见自己说。 挂了电话，我把计算器关掉，屏幕上的数字像退潮的海水般消失。 桌垫上的咖啡渍，在日光灯下泛着圈苦涩的光。 我打开抽屉，拿出那张存着给女儿报兴趣班的银行卡。 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很久，终究还是把密码输了进去。 转账金额那栏，我输了个五，后面跟着四个零——那是我们三个月的生活费。 手机又响了，是丈母娘。 我按下接听键，听见她带着哭腔的声音：“刚才……是我太急了。” 我握着电话，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总说，一家人过日子，就像冬天挤在一起取暖，谁也不能只想着自己暖和。 窗外的蝉鸣渐渐歇了，夕阳把办公室的地板染成一片温暖的橘黄。 我看着桌上那张女儿画的全家福，突然明白，有些事，从来不是“关不关我事”那么简单。 就像岳父酒杯里的白酒，初尝是辣的，咽下去，却有股绵长的暖。 只是这暖意背后，藏着多少个家庭的无奈与挣扎？ 我不敢深想，只能把那份无奈，连同对亲人的爱，一起揉进这个闷热的夏日黄昏里。 或许，这就是生活吧——总在不经意间，给你出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