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王安石自幼聪颖，乐读群书。父亲王益是地方官吏，为人清廉，对他影响极深。少年王安石不仅熟读经史，更关心百姓疾苦。 他常随父巡访乡里，亲眼见农户因旱涝破产，亦见官府苛征杂派。那时他或许尚不知“变法”为何物，但一颗“兼济天下”的念头，于他心中悄然萌芽。 1038年，王安石十八岁，赴京应举，一举成进士。宋仁宗朝风气温和，重文轻武，士人往往借词赋登第，再以文章立身。 王安石也不例外，他的文采很快被朝廷认可。然而，他并未留恋京城的繁华，而是主动选择到基层历练。 此后十余年，他在安徽、河南等地担任地方官，身影常出现在田间地头。他深入了解农商、盐铁、赋税等问题，这段经历为日后新法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 1040年代，正是北宋国力看似强盛、实则隐忧重重之时。冗官、冗兵、冗费三冗严重，财政日趋困窘，西北对辽夏的防线消耗大量银绢。 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时，这些问题他看得比谁都清楚。他写下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大言直谏，指出国家问题根源在制度。 许多人看到此文为之震动，但仁宗温厚为政，不喜骤变，此书虽得赞赏，却未能付诸施行。 直到神宗即位，历史的车轮才真正转动。 1069年，宋神宗力图振兴国家，决意任用敢言之士。王安石以卓绝的才学和坚定改革的信念，被召入朝，拜为参知政事，不久升任宰相。 王安石上任之初，朝廷内外即弥漫着议论。有人赞他为“真宰相之才”，有人忧其锐意过强，恐引祸端。 改革开始后，新法渐次推出：青苗法缓解春荒，免役法替代差役，方田均税法解决土地不均，市易法稳定物价，保甲制训练乡兵。 王安石自信新法能救国家于危局，他日夜亲自审阅奏章，批示案牍不辍。其时宰相府的灯火，往往亮至深夜。 但改革触碰了许多人的利益，也冲击了旧有秩序。反对者以司马光、吕公著为首，党争愈演愈烈。王安石本性坚执，不善圆融，对改革的批评往往冷面以对。 朝堂因新旧两党争执不休，而民间对新法理解有限，执行时又常被基层官吏扭曲，导致怨言渐起。 1074年，江淮地区大旱，青苗法在部分地区执行不当，使农民误以为“青苗即加赋”，反弹颇大。 朝廷舆情汹涌，神宗对此忧心，最终让王安石暂罢相位。翌年他再度复相，但反对声更甚，改革也举步维艰。 1076年，王安石终于被罢相，贬为江宁知府。 离开辅政四方、议论天下的大朝堂，来到江宁宁静的城市时，王安石心中起初是惘然的。他虽对新法深信不疑，却无法不感到孤立无援。 江宁城外秦淮河畔，春柳摇曳，他每日乘舟河上，望着两岸的灯火，常陷入沉思：是自己太急？还是世人太缓？ 但王安石不是会沉溺于失意的人。他在江宁任上依旧尽职，修水利、整赋税、兴学校。 百姓对他评价甚好。然而接连几年的困顿，使他心力日衰，再加上家中连遭变故，他终于有了退意。 “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1076年底，他向朝廷呈上了这份朴素的奏报。 宋神宗虽不舍这位曾经的改革重臣，但也明白王安石已身心俱疲，便批准了他的请求。 王安石离开江宁时，城中军民夹道相送。有人说他是严苛的“法家之相”，有人说他是忧国忧民的贤士。但在那片送别人群中，更多的是敬意与不舍。 此后，他回到金陵钟山南麓的半山园。那是他亲手营建的隐居处，山间竹影摇曳，清风徐来。他在园中读书、讲学、写诗，心境渐渐平和。 他曾写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他少时的志气，而晚年的他则写下更加静远的词句：“一任群芳妒。” 他的文笔由峻急转为恬淡，却依旧深沉。 1085年，王安石病逝于半山园，享年六十五岁。去世那年，神宗已崩，哲宗即位，司马光再度掌政，一场新的政治逆转正席卷朝廷。然而尘世变幻再大，王安石已无需再卷入其间。 后世对王安石的评价褒贬不一。他是锐意改革的政治家，也是卓绝的思想家与文学家。 他所写的《登飞来峰》《泊船瓜洲》《桂枝香·金陵怀古》皆为千古传诵；他提出的变法理念影响深远，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改革精神的重要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