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全身燥热，坐立不安，她心中有不好的

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全身燥热，坐立不安，她心中有不好的预感。 牌友递来的茶水洒了半杯，指尖的麻将牌差点滑落在地，这种莫名的心慌让她再也坐不住，提前散了局往家赶。 推开杜维嵩的房门时，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药味，这个19岁的少年蜷缩在床上，再也不会像往常一样跳起来喊她“妈”了。 姚玉兰后来无数次回想那个下午，如果不是牌桌上那阵突如其来的心悸，她会不会早点发现儿子的异常。 佣人说少爷从前天晚上就没出门，房门反锁着，喊他也只含糊应了两声。 撞开门时，床头柜上的安眠药瓶空了大半，旁边压着一张揉皱的纸条，上面写着“理发店老板说我是骗子”。 杜维嵩是杜月笙最小的儿子，生下来就泡在蜜罐里。 姚玉兰总觉得亏欠这个孩子，丈夫去世时他才12岁，她便把所有补偿都堆成物质，进口手表、限量版球鞋，只要儿子开口，没有不应的。 可没人教过他，当理发店老板扯着嗓子骂“豪门子弟就想赖账”时，该怎么把攥紧的拳头松开，怎么把泛红的眼眶擦干。 1965年的香港街头，这种戏码并不少见。 经济起飞的年代，有人住山顶别墅，有人挤劏房，贫富的沟壑里藏着太多不甘。 那天围在理发店门口的人笑得很大声，没人在乎杜维嵩涨红的脸，也没人问一句钱包是不是真的丢了。 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发泄口，一个可以嘲讽“天之骄子”的机会，哪怕这个“骄子”只是个没经历过风浪的孩子。 姚玉兰最初把一切归咎于儿子太软弱。 直到整理遗物时翻出杜维嵩的日记，里面写着“妈妈说我只要好好学习就行，可他们都笑我什么都不会”。 她突然想起杜月笙活着时，对长子杜维藩的要求多严格，让他从底层伙计做起，被骂了还要笑着给客户递烟。 原来不是孩子天生脆弱，是她亲手剪断了他面对风雨的翅膀。 想通这些后，姚玉兰做了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她把剩下的子女从贵族学校转出来，送女儿去读要求住校的真光女中，让幼子跟着老匠人学篆刻。 有人说她疯了，一个寡妇家还折腾什么。 她没解释，只是每天早上看着孩子们自己挤公交，晚上听他们讲学校里的趣事，那些被宠溺磨掉的烟火气，一点点回来了。 1968年，姚玉兰用杜维嵩的名字设了个助学金，专门帮家里穷但肯吃苦的孩子。 《星岛日报》后来报道过一个受助学生，说他拿着助学金读完大学，第一件事就是回理发店给当年那个老板鞠了一躬，说“谢谢当年让我知道，穷不是赖账的理由，富也不是软弱的借口”。 姚玉兰看到报道时，手里正摩挲着杜维嵩的照片，照片上的少年笑得一脸干净。 姚玉兰后来常对着杜维嵩的书桌发呆，那里还放着他出事前没来得及整理的理发账单。 她用余生证明，承认错误不是软弱，把溺爱改成放手，才是一个母亲最硬的底气。 那个曾经只会用物质填满孩子世界的女人，最终学会了用减法过日子，而这或许就是杜维嵩用生命给她上的最后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