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臭名昭著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后人在故乡发起了一次祭祖活动，并准备了75桌席，足够650人就餐。未曾想，这次祭祖活动却吸引来了上千人参加…… 发起者是刘文彩的亲孙子刘小飞，他站在安仁镇老宅的台阶上，看着伙计们临时搬来的八仙桌在院子里摆成蛇形，额头渗出细汗——原本计划的650个座位，根本容不下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族人，连海外分支的远房亲戚都拖着行李箱站在墙角。 “这是要光宗耀祖啊！”有族人低声赞叹，却没注意到墙外槐树下，几个老人正攥着褪色的地契，指节捏得发白。 突然，人群像被劈开的水流般分开，68岁的李老汉举着一张泛黄的“高利贷借据”冲进来，借据上“月息三分”的黑字被岁月浸得模糊，末尾却赫然盖着“刘文彩”的朱红印章。 “我爷爷就是因为还不上你们家的阎王债，1943年冬天吊死在村口老槐树上的！”他的声音嘶哑，带着半个多世纪的颤音，老花镜滑到鼻尖，露出眼底浑浊的泪。 刘小飞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他原本想借这场祭祖，展示祖父“乐善好施”的一面——准备了厚厚一沓“证人证言”，说刘文彩当年“修过学堂”“放过粮”，可此刻，那些纸张在口袋里像烙铁一样烫人。 为何一顿家宴能点燃如此深的积怨？ 很少有人知道，刘文彩的“家业”是用枪杆子堆起来的。这个早年靠贩私酒糊口的小贩，真正发迹是因为弟弟刘文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军阀，掌控川西时，他成了弟弟搜刮民脂的“白手套”。 靠着刘文辉的军队撑腰，刘文彩垄断了自贡的盐业、乐山的河运，甚至用机枪扫平竞争对手，自己开起了最大的烟馆。有老账本记载，他一年从鸦片生意里就能榨取几十万银圆，而安仁镇一万多亩土地，多半是他用“借粮”“献地”的名义强占的——农民还不上粮，土地就归了刘家，连房子都可能被拆去盖烟馆。 镇上曾有老人被请来“说句公道话”，支支吾吾说刘文彩“办过私塾”，话音未落就被李老汉打断：“那私塾是拿我们的救命钱盖的！我家12亩水田被他占了，父亲带着我们逃荒，妹妹饿死在路边！” 更让人无法原谅的是人命。1931年，共产党员徐经邦组织农会反抗“烟捐”，刘文彩直接下令杀害了他和叙府城区区长李筱文，连带六七十名农会会员倒在血泊里；同年冬天，地下党员孔方新等五人被刘家武装活埋，那片土地后来被称为“五人堆”，至今不长庄稼。 1949年解放军逼近时，刘文彩还在强逼农民交租，甚至开枪对抗，直到被包围才投降。可命运开了残忍的玩笑——这个恶贯满盈的地主，竟在押解回成都受审的路上病死了，让无数等着看他伏法的受害者，连一句“血债血偿”都没处说。 “你们现在摆酒祭祖，问过那些死在‘五人堆’里的年轻人吗？”李老汉的声音越来越高，手里的借据被捏得皱成一团。 刘小飞看着眼前愤怒的面孔，突然明白：有些记忆，不是摆几桌酒席就能抹平的。那些他试图寻找的“温情故事”，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泡沫。 那场祭祖最终草草收场。刘小飞后来再也没办过类似活动，那些准备好的“证言”被锁进抽屉，再没打开过。 就像《罗刹海市》里唱的：“不管你咋样洗呀，那也是个脏东西。”安仁镇的老井还在，井水倒映过当年农民哭红的眼，也映着2010年那场热闹却空洞的宴席——历史的账本，从来都算得比谁都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