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大汉奸赵玉昆被捕后，供出一名同伙，此人竟是解放军68军参谋长宋学飞，杨成武急称误会，两人曾是战友，为何如今一人成了汉奸，一人成了高官？ 负责审讯的同志握着钢笔的手停在笔录纸上，墨水在“同伙”二字旁边洇开一小团黑渍，窗外的阳光斜斜落在标着“绝密”的卷宗上，空气里飘着烟丝和油墨混合的味道。 杨成武接到电话时，正对着抗美援朝的战报皱眉，听筒里传来的消息让他猛地把搪瓷缸顿在桌上，茶水溅出几滴在“68军”的番号上——“绝对是诬陷！”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这声“误会”背后，藏着一段比冀东山区的盘山路更曲折的过往。 1938年的冀东，玉米地里的枪声惊醒了沉睡的村庄，宋学飞带着遵化老乡们削尖的木棍和土造的“独角龙”土炮，冲进了日军的据点；不远处，赵玉昆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跟着几百号扛着步枪的弟兄，喊着“抗日救国”的口号，队伍里既有刚放下锄头的农民，也有他早年拉杆子时的土匪弟兄。 两人的队伍被编入冀东抗日联军那天，赵玉昆拍着宋学飞的肩膀笑：“宋老弟，跟着我，保你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宋学飞只是把腰间那把刻着“保家卫国”的步枪往紧里勒了勒，没接话。 谁也没料到，一年后的冬天，日军的飞机像乌鸦一样遮黑了天空，根据地的粮仓被炸得只剩下焦黑的木架。赵玉昆躲在山洞里，摸着怀里日军送来的“治安军司令”委任状，手指在烫金的印章上反复摩挲。 宋学飞找到他时，雪粒子正打在脸上生疼。“赵司令，跟我走，八路军主力就在山外！”他扯开棉衣，露出里面磨破的绑腿，“咱们说好的，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赵玉昆却突然拔枪指向他，枪口的寒气比外面的风雪更冷：“你懂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几千弟兄跟着我，不能饿死在山里！” 那天夜里，宋学飞带着自己的老部下，踩着没膝的积雪突围，有人掉进雪窟窿，他就趴在雪地上伸手去拉，棉裤被树枝划破也浑然不觉；而赵玉昆则在第二天清晨，带着心腹换上了伪军的黄皮军装，腰里别着日军送的王八盒子，耀武扬威地走进了遵化县城。 往后的十几年，两人像两条交叉后又急速分开的直线。宋学飞跟着八路军打平型关、战石家庄，身上的伤疤摞着伤疤，有一次子弹从锁骨穿过，他咬着毛巾愣是没哼一声；赵玉昆则在汉奸的路上越走越远，帮着日军抓壮丁、抢粮食，老百姓提起他就往地上啐唾沫。 审讯室里，赵玉昆的声音越来越低：“我和他当年可是拜把子的兄弟……”负责记录的小战士忍不住抬头：“拜把子？那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当汉奸？”赵玉昆突然卡住，眼神躲闪着墙角的蜘蛛网。 其实答案早写在了历史里。宋学飞的警卫员记得，每次战斗前，他都会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小册子掏出来看一遍，纸张边角都磨卷了；而赵玉昆的副官后来供述，他投降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世道，谁有枪谁说了算”。 有人或许会问，乱世之中，保命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可宋学飞用行动回答了——比命更重要的，是心里那杆秤，秤的一头是家国，另一头是良心。 杨成武后来在会议上说：“宋学飞这样的同志，从他带着弟兄们饿着肚子也要把粮食留给老乡那天起，就注定了他不会是汉奸。”这句话像一粒石子投进战士们的心湖，泛起的涟漪里，是对“战友”二字最滚烫的注解。 1950年的那个春天，赵玉昆在狱中听到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消息，突然瘫坐在地上；而宋学飞正站在68军的誓师大会上，举起拳头带领战士们宣誓：“为了新中国，决不后退一步！” 同样的时代洪流，有人被冲得忘了来路，有人却把脚印刻成了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