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将所有的驰援的科学家全部撤走，临走前，一位苏联专家悄悄告诉中国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人员：“其实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器研究的关键，即使没有我们...” 王淦昌早期研究聚焦基本粒子和宇宙射线，1940年代在浙江大学期间，组织学生使用盖革计数器测量射线强度，积累实验数据。1950年代初，在中国科学院，他推动建立粒子加速器相关设施，培训年轻科研人员。落雪山实验室建成后，他亲自参与设备安装，观测高空射线事件，记录衰变模式。 苏联杜布纳工作期间，他指导团队处理数千张气泡室照片，运用统计方法识别粒子轨迹。反西格马负超子发现源于对负K介子与质子相互作用的分析，此粒子质量约为1197MeV，寿命短至10^-10秒级。该发现发表于国际期刊，推动超子家族研究进展。王淦昌还参与中苏核物理合作项目，交流原子核模型知识。1960年前，他多次出席国际会议，报告中国宇宙射线成果，增强学术影响力。他的工作强调实验与理论结合，培养出一批核物理人才，为后续国家项目提供人力资源储备。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因中苏意识形态分歧恶化，单方面决定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包括核工业领域的233名技术人员。这些专家带走重要文件和材料，导致中国核项目多个环节停滞。撤离前，在北京西郊机场，一位苏联核物理专家对中方人员低声提及王淦昌的作用，强调其在核武器研究中的关键性。 中国核武器项目起步于1950年代中期，初期依赖苏联技术转移，包括反应堆建设和铀浓缩工艺。1960年中断后，中国转向自力更生，召回海外科学家。王淦昌当时在苏联杜布纳完成粒子实验，收到国家电报后迅速办理手续返回北京。领导层向他说明困境，他接受隐姓埋名投入任务。此阶段，中国核研究基地一片混乱，关键项目如爆轰实验和中子源设计面临延期风险。 苏联专家撤离对中国核工业影响深远，1960年7月底至8月，专家陆续离开，带走图纸导致怀柔爆轰试验场等多地工作暂停。中国政府迅速组织力量填补空白，强调依靠本土人才。王淦昌回国后，直接参与核武器理论设计，负责中子源和点火装置环节。他的专长源于长期粒子物理积累，擅长中子行为分析。此时期，中国核项目分为理论、实验和工程组，王淦昌加入理论组，提供粒子碰撞模型建议。召回过程通过加急电报完成，他放弃苏联优厚待遇，返回后进入中南海讨论项目细节。国家提供有限资源，他提出仅需回家一天的要求，随后前往青海基地。基地代号金银滩，海拔高，条件艰苦，他与邓稼先、彭桓武等合作，共享知识推动进展。1961年起，项目进入攻关阶段，王淦昌指导固体炸药工艺研究，优化爆轰参数。 王淦昌在核武器研制中发挥核心作用，1961年化名王京，进入青海金银滩基地，参与原子弹原理突破。基地海拔3200米，研究团队面对物资匮乏，坚持开展爆轰试验。他负责中子源设计，利用以往宇宙射线经验，计算中子通量分布。1962年，项目转入河北怀来雁山山区，进行实地爆轰测试，他领导参数调整，记录爆炸数据。1963年，移至新疆罗布泊戈壁，指挥设备安装，优化点火装置。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此装置当量约2万吨TNT，标志自力更生成果。王淦昌贡献包括理论模型验证，推动从铀弹到钚弹方案转变。爆炸后，项目立即转向氢弹研制，他参与原理塔爆试验。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验证成功，他提供聚变中子计算支持。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2年零8个月，远超国际平均水平。 氢弹研制阶段，王淦昌继续担任关键角色，1965年起，团队在罗布泊进行多轮塔爆实验，他指导激光辅助聚变初步探索，虽当时技术有限，却为后续奠基。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当量约300万吨TNT，他现场监测仪器数据。成功后，他留在第九研究院任副院长，领导地下核试验。1969年9月22日，首次地下核试验完成，他负责钻孔设备参数设定。此后，项目扩展到核武器小型化和应用研究，他推动惯性约束核聚变方向。1978年恢复公开身份，参与核电发展，指导激光核聚变项目。1980年代，他领导神光激光装置实验，调节光束参数观察聚变反应。1990年代，继续指导聚变研究，发表相关论文。他的工作强调安全性和效率，推动中国核技术从军用到民用转型。 王淦昌晚年聚焦核聚变和粒子物理，1986年作为863计划倡导者之一，推动高科技领域发展，包括激光聚变子项目。他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组织学术交流，培养后辈科学家。1990年代，参与国际核不扩散讨论，提供技术观点。他的贡献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认可，1999年国家追授此荣誉。他一生发表多篇论文，涵盖粒子发现和核反应模型。逝世前，继续审阅研究报告，强调基础科学重要性。1998年12月10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的遗产包括中国核物理人才体系和独立研发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