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濂铭攥着刚收到的投降电报，指节泛白——电报油墨还没干，站台上就传来皮鞋跺地的硬响。 1945年8月21日黄昏，辽宁太平房火车站的铁轨被夕阳晒得发烫，12个穿着破军装的日本兵拖着步枪闯了进来。 “食物，住宿！”带头的少尉用生硬的中文吼，军靴碾过地上的玉米皮，碎渣飞起来粘在赵濂铭的蓝布制服上。 站长室的煤油灯忽明忽暗，赵濂铭看着桌上那半碗没吃完的高粱米饭，喉结滚了滚。 治安维持会的人早没影了，整个车站就他和几个老职工，还有于黑子带着的四个警卫。 “就这些了。”赵濂铭把最后两袋面粉推过去，日军少尉却嫌少，抬手就给了旁边搬行李的老周一个耳光。 老周捂着脸不敢作声，14年了，东北的老百姓早就习惯了低头——可这次不一样，电线杆上的喇叭明明喊着：日本投降了。 第二天清晨，东边来的火车喘着粗气进站，满载着刚从矿上被解救的劳工。 日军却拦在铁轨中间，非要让他们的巡道车先开。 “按规矩，主线列车优先！”火车司机老王探出头喊，手里还攥着铁路局发的新规章。 “八嘎！”日军的枪响了，老王的胳膊瞬间冒出血花。 “反了他们了！”于黑子从警卫室冲出来，手里的步枪上了膛——他爹就是三年前被日军抓去当劳工，再也没回来。 枪战在站台上炸开的时候，赵濂铭正把老周往行李房拖。他听见于黑子喊“打”的声音，混着日军的惨叫，像一锅烧滚的开水。 11个日军倒在血泊里，一个瘦高个连滚带爬地往东边跑，军帽掉在铁轨缝里。 于黑子擦着枪上的血，咧开嘴笑，赵濂铭却觉得后脖颈发凉——他知道，金岭寺站还有日军的大部队。 铁道工人老李在道岔旁蹲了半夜，终于看见远处装甲列车的灯光。他咬着牙扳动道岔，刺耳的金属摩擦声里，列车像喝醉的野兽一头扎进路基下的泥坑。 他拼命往太平房跑，可维持会那个姓张的负责人早就卷着细软跑了，连句“快跑”都没喊给村里人。 8月24日下午的太阳是红的，红得像血。 100多个日军从装甲列车里爬出来，端着枪把整个村子围了三圈。 寇家媳妇挺着大肚子躲在柴火垛后面，手死死捂着嘴——她能听见隔壁王婶的尖叫，还有刺刀捅进木头的闷响。 “出来！”日军的皮鞋踩塌了柴垛，她看见刺刀的反光，下意识地护着肚子。 后来人们在柴火垛旁发现她的时候，肚子上的刀口还在渗血，那个没出世的孩子，小手攥得紧紧的。 村民们往南跑，大凌河的水涨得正急，浑浊的浪头拍着岸边的石头。 有人跳进水里，立刻就被冲走了；没跳的，全倒在了日军的枪口下。 赵濂铭躲在站房的阁楼里，透过木板缝看见整个村子在冒烟，84具遗体在焦黑的房梁下排成沉默的长队，最小的那个还没来得及睁眼看看这个本该属于他的世界。 有人说赵濂铭当时该硬气些，可站房墙角堆着的空粮袋会替他说话——整个车站连三天的口粮都凑不齐，拿什么硬碰硬？ 也有人骂于黑子冲动，可他爹的骨头还埋在不知哪个矿坑的角落，他不冲谁冲？ 日军少尉踹翻水桶时，大概没意识到这是14年压迫刻进骨子里的傲慢——他们习惯了用皮靴说话，哪怕天皇的投降诏书已经通过电波传遍中国。 后来人们才明白，战争的句号从来不是投降书签下那天就能画圆的，有些阴影会藏在胜利的褶皱里，等着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露出带血的獠牙。 再响亮的胜利口号，也得配上警惕的眼睛。 如今大凌河的水还在流，只是河边的那片树林再也长不出当年那么密的叶子了——每一阵风过，都是84个名字在低声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