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为啥会开启大肃反？很多人将其归因于斯大林“狂人症”，其实大肃反是长期政治熵增后的必然爆发，因为苏联的诞生太顺了。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枪响，布尔什维克没费太大劲就推翻了临时政府，虽说之后有国内战争，但也很快就击败了白军，把那些反对势力收拾得服服帖帖。 到了1922年，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四个加盟共和国凑到一起，苏联正式成立，短短几年时间，就从一个混乱不堪的战败国，摇身一变成了有模有样的社会主义大国。 这种顺风顺水，让很多问题都被表面的繁荣给盖住了，就像一间房子，表面看着光鲜，骨子里的地基早就松了，只是没人愿意去翻修，也没人意识到隐患。 苏联诞生的顺，带来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党内的派系之争从来没真正解决过。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就彻底摆上了台面，托洛茨基在党内的地位原本比斯大林还高，两人在革命路线、权力分配上吵得不可开交。 后来斯大林拉上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组成“七人小组”，明着暗着排挤托洛茨基，还在党内掀起了对托洛茨基的大批判，说他的主张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甚至篡改革命历史，贬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 1925年，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虽说还留在政治局，但实际上已经没了权力。 可这事儿并没有结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和托洛茨基斗来斗去，最后两败俱伤，斯大林倒是坐收渔利，但党内的矛盾却没彻底根除，反而越积越深，不同派系的人互相提防，暗流涌动，这就是政治熵增的开始。 再后来，斯大林要搞工业化，1928年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在全国推行农业集体化，这一下又捅了马蜂窝。尤其是乌克兰，作为“欧洲粮仓”，被当成了重点执行区域，强制农民交出土地、农具和牲畜，加入集体农庄，不服从的就被划为“富农”，要么流放，要么没收财产，甚至被处决。 乌克兰的农民本来就认土地私有制，集体化彻底伤了他们的心，很多人消极怠工，甚至起来反抗，导致农业生产一落千丈。更离谱的是，即便1931年已经出现了粮食减产、局部饥荒的迹象，苏联中央还是一个劲地提高乌克兰的粮食征缴指标，征粮队甚至闯进农民家里，把口粮、种子都搜走，这些粮食要么运到工业地区，要么出口换外汇，用来支持工业化。 这种掠夺式的政策，让农民怨声载道，国内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浓，矛盾又多了一层。 外部环境更是给这种困境雪上加霜，当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把苏联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围着它封锁打压，生怕它发展起来。斯大林心里也没底，总担心国内有叛徒，担心这些人里应外合，把苏联搞垮。 这种内外夹击的情况下，党内的派系矛盾、农民的不满、对叛徒的猜忌，像一团乱麻一样缠在一起，政治熵增越来越严重，整个国家的政治系统越来越混乱，到了不整顿就撑不下去的地步。 1934年，基洛夫遇刺事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基洛夫是当时苏联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人气很高，甚至在党内投票中，反对票比斯大林少了267张，这让斯大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虽说凶手很快被枪毙，但斯大林借着这个机会，宣称这是反对派对国家领导人的有预谋暗杀，顺势开启了大肃反。他甚至修改了刑法，规定有犯罪动机的人10天内必须审理完毕，判决后不能上诉，死罪立即执行，靠着这种强硬手段，开始清理党内的反对者、疑似叛徒，还有那些不听话的干部。 其实斯大林也不是真的想滥杀无辜，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极端方式，把积累了十几年的矛盾一次性解决，把混乱的政治秩序重新理顺，遏制住不断恶化的熵增，保住苏联的政权。 只不过这种方式太极端，波及范围太广，从党政高层到军队、文化领域，大批优秀人才被逮捕、处决，参加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造成了巨大的悲剧。 说到底，大肃反从来不是斯大林个人“狂人症”导致的，而是苏联诞生太顺，埋下了太多隐患，党内斗争、政策失误、外部威胁，这些矛盾长期积累，熵增到了临界点，最终必然会爆发。 苏联就像一个一路开挂的年轻人，没经历过太多挫折，不知道怎么处理内部的烂摊子，最后只能用最极端的方式止损，虽然保住了政权，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要是当初苏联诞生后，能慢慢梳理这些矛盾，不急于求成，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大肃反，只是历史没有如果，所有的悲剧，都是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