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的时候，没有贺龙，可能都搞不起来。因为当时说是要参加起义的蔡廷锴临时不参加了，导致起义军的实力大大削弱。而剩下的起义力量就是贺龙的嫡系部队以及叶挺的部队了。 纸面上说起义军有三万人，其实周总理在1961年重返南昌回忆时坦言，实际人数根本没那么多，仅仅是“号称”三万。本来按照早期的设想，在汪精卫准备叛变时，手里握着一个军、两个师还有武汉警卫团，加上两湖的工农武装，组织个五到七万人的队伍大有希望。可惜这绝佳的时机错过了。等到了七月下旬汪精卫公开反水，局势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再不动手，连这点老本都保不住。 起义前夕的前委会议上，张国焘跑来竭力反对，气得脾气温和的周恩来都当场拍了桌子。比张国焘更致命的，是手握重兵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这支队伍有五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贺龙当时眼光极毒，一眼看出蔡廷锴摇摆不定，坚决主张把他扣起来。无奈经过斡旋，蔡廷锴口头答应了一起干。 起义队伍开往抚州的途中，蔡廷锴找了个借口，把队伍里的党员软禁起来，发点路费打发走，自己带着这五千精兵掉头投奔了蒋介石。 蔡廷锴这一走，起义军的实力瞬间缩水四分之一。剩下的家底，就全靠贺龙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的第十一军死死支撑了。 贺龙那时候甚至还没入党，却毅然决然地把身家性命全押了上来。周总理后来去纪念馆时，指着指挥部模型动情地说，贺龙当时领导了一个军，是起义军中的“大户”，他性格豪爽，斗争坚决，什么敌人也不怕。 在7月31日下午的军官会议上，贺龙把营级以上军官全叫到跟前，把话挑得明明白白：国民党死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希望；我贺龙已经下定决心，愿意留下的跟着干，不愿意的可以直接走人。这种破釜沉舟的魄力，瞬间稳住了军心。 而叶挺的部队，那是北伐路上杀出来的“铁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队伍里发挥着核心骨干作用，从广东一路打到武汉，所向无敌。如果没有这两支嫡系部队如钢铁般的意志和战斗力，面对外部敌军的重重包围和内部叛逃的巨大心理冲击，南昌起义的火种极有可能在点燃的瞬间就被掐灭。 起义虽然成功打响，但随后的南下之路却是一部充满血泪的苦难史。 周总理在晚年参观沙盘时，曾流露出深深的自责。当时队伍满脑子想的是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一心想着打回广东夺取大城市，好接收苏联的军火支援，根本没意识到要去农村建立根据地。 这种战略上的盲区，加上长途跋涉的疲惫，让队伍里的隐患逐渐暴露。在汤坑战役中，由于情报出现巨大失误，起义军误以为守敌只有一千多人，结果一头撞进了薛岳等人布下的多路合围圈，寡不敌众，惨遭失败。 在这些血战中，暴露出的仅仅是敌人的凶残之外，还有队伍内部信仰不坚定的毒瘤。比如那个在北伐时第一个登上武昌城头的勇将欧震。他作战确实勇猛，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加入共产党，缺乏真正的信仰。起义前夕，为了防止他像蔡廷锴那样叛变，前委采取了“明升暗降”的策略，让他当了副师长，剥夺了他的实际兵权。汤坑兵败后，这个隐患彻底爆发，欧震趁乱逃跑，直接投靠了老乡薛岳，彻底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在生死的十字路口，人性的软弱和信仰的缺失暴露无遗。 当南下主力在潮汕遭遇重创时，朱德正带领四千人死守三河坝。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一轮又一轮的猛攻，他们打得极其顽强。后来得知主力失利，朱德果断决定折转北上，转向山区打游击。 陈毅是在起义后几经波折才赶上队伍的，他连夜抄小路、睡江心渡船，历经凶险才在临川追上主力。他亲眼见证了这支残军最黑暗的时刻。在天心圩，队伍建制被打乱，逃兵不断，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这时候，是朱德站了出来，对着剩下的人说了一句极其悲壮又极其坚定的话：哪怕只剩下十几、二十几个人，我也要干下去，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 这句话，硬生生留住了七八百个革命的火种。陈毅也大发脾气，对着想跑的人吼道，离开队伍土豪就要杀我，你们要走，请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这种绝境中的坚持，恰恰是那些投机分子永远无法理解的伟力。 时间是最好的验金石。回过头来看当年那些离开的人，命运的轨迹令人唏嘘。 那个临阵脱逃的蔡廷锴，投蒋之后虽然官运亨通，但他骨子里尚存一丝民族大义。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中，他率领十九路军死磕日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后来他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内战本质，高呼反蒋抗日，最终在抗战胜利后，毅然选择和周恩来长谈，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政协副主席。他的大半生走得弯弯绕绕，但最终在民族大义面前找回了方向。 反观那个抛弃部队逃跑的欧震，跟着薛岳一路追剿红军，抗战时也曾立下赫赫战功。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的战术思想严重落伍，面对粟裕大将灵活机动的大兵团作战，被打得找不着北，在莱芜和孟良崮战役中行动迟缓，最终灰溜溜地交出兵权逃往台湾，抱憾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