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认同台湾省的侯汉廷说的一句话。他把人在国家困难时的选择分成三种：国家最穷最破的时候，有人选择不当中国人，这是人性；国家还很穷很烂，却有人愿意回来当中国人，这是勇气；不管国家穷富好坏，都死心塌地留下来，这就是骨气。中国能从谷底爬到世界顶端，靠的就是这份骨气和勇气撑起来的。 那时候的中国，真的活不下去。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战乱、饥荒、外敌入侵，地里没粮食，工厂停摆，沿海很多人拖家带口跑南洋、去美洲，做苦力养家糊口，这是人求生的本能，没法苛责。 但也有一群人没跑，他们选择留下来硬扛。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庆油田，一九六零年，王进喜带着1205队到了萨尔图，设备严重不足，几十吨钻机部件卸不下来，他们就用绳子拉、肩膀扛、滚杠挪，硬生生把家伙什弄到井场。 井喷的时候没搅拌设备，王进喜直接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动泥浆，其他工人跟着跳下去，一起用肉身把泥浆搅匀，终于压住了井喷，他们三年多时间就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了。 河南林县也一样。六十年代，三万多农民拿着锤子钢钎，在太行山悬崖上凿红旗渠，一千五百公里长，干了整整十年，牺牲了八十一个人，最小的十七岁，最大的六十三岁。 青年洞那段最难，他们摸索出三角炮技术，把日进度从0.3米提到2米以上，到一九六九年支渠通水，旱地变成了水浇地。这些人觉得国家再难也是自家的事，咬牙也要干下去。 科研领域也一样苦。彭士禄小时候父亲没了，从监狱孤儿院长大，去苏联学核动力，回国后接手核潜艇任务，手里没一张图纸，只有几本杂志上的照片，他带团队十年死磕，所有零件国产，一九七零年陆上模式堆满功率，核潜艇同年下水。 邓稼先更狠。青海金银滩基地海拔三千多米，冬天零下几十度，住帐篷，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算核数据，每天睡四五个小时。 一次试验辐射超标，他还是走进爆炸区捡碎片，手直接接触污染物，后来身体垮了，病床上听说原子弹成了，他说中国人腰杆终于硬了。他从最基础的计算建框架，一步步完成原子弹理论方案。 这些人为什么回来？因为他们有勇气。 1950年，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26岁拿到博士，第九天就登上威尔逊总统号回国，只带了几双尼龙袜子给父亲，因为国内做不了，他回国后进近代物理研究所搞原子核研究，一九五八年钱三强找他谈国防任务，他立刻答应，从此隐姓埋名二十八年。 钱学森更曲折。1950年想回国，美国吊销他涉密许可，扣行李，关特米诺岛十五天，之后五年被监视，每个月报到，信件电话全被查。 他在这期间写完《工程控制论》。95年8月才获准离境，9月17日携妻儿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对记者说要回国和同胞过有尊严的生活。回国后他从零建导弹和航天体系。 逃出去的普通人、死扛到底的工人农民、顶着压力回来的科学家，这三拨人拼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翻身的底层逻辑，顶层的人敢把未来押在国家身上，底层的人认定再苦也是自家事不撒手。这种全社会不约而同的默契，让中国把所有劣势都转化成了翻盘的资本。 成果是实打实的。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原子弹爆炸，1967年氢弹空爆，打破核垄断。后来导弹核武器结合，国际地位彻底变了。 邓稼先于1986年因癌去世，六十二岁；钱学森2009年走，九十八岁；王进喜1970年病逝，四十七岁；红旗渠到现在还在浇地。 从两弹一星到今天的北斗、嫦娥、深海探测、芯片追赶，底子还是当年那批人用命和汗水打下的。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到世界前列，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现在日子好过了，但这份骨气和勇气不能丢。它是用老一辈的命换来的根。只要这份东西还在，中国人就能一直站在世界最高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