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傅作义到功德林看望陈长捷，陈长捷激动大喊：“你在北平谈判，让我坚守天津，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陈长捷这人，在民国军界绝对算得上是一号硬汉。当年在保定军校，他和傅作义是头挨头啃战术教材的同窗。毕业后，两人在晋军里摸爬滚打，从底层军官一路干到手握重兵的将军。 抗战时期，陈长捷的军事才能体现得淋漓尽致。1937年的平型关战役和忻口会战，他带着部队和日军精锐板垣师团死磕。日本人连凝固汽油弹这种极度残忍的新式武器都用上了，把阵地烧成一片火海。陈长捷压根没退缩，带着手下挖坑道战，用最土的办法硬抗了二十多天，逼得日军连换了三个联队长。这在当时的华北战场绝对是顶呱呱的战绩，连蒋介石都得竖大拇指，江湖人送外号“抗日常胜将军”。 这样一个猛将，对傅作义却是死心塌地。当年陈长捷受阎锡山猜忌，连师长职务都被撤了，背着铺盖卷走投无路。是傅作义亲自骑马出城接他，马鞭一挥直接把军长的位置交给他。对陈长捷这种认死理的传统军人来说，这种雪中送炭的恩情大过天。他常跟部下念叨，宜生兄给的毫无疑问是拿命相托的信任。两人在煤油灯下研究战术，连家底有多少枪炮粮草都全盘托出。 这种过命的交情，让陈长捷在后来的岁月里，对傅作义的命令从来只有执行，没有任何怀疑。 时间来到1948年秋天，平津战役即将打响。 当时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手里有50万大军，摆成了一个“一字长蛇阵”。天津作为海防重镇，正是这条长蛇的蛇头。傅作义把天津的城防图推到陈长捷面前，只说了一句：“天津交给你，我放心。” 陈长捷二话没说，撂下其他职务直奔天津。到了地方一看，城防破败不堪。为了报答老大哥的知遇之恩，陈长捷拿出了拼命的架势。他带着工兵在城外挖了四十里宽、十米深的大护城河，沿线密密麻麻布了四万颗地雷。他每天亲自爬上城墙检查工事，拍着胸脯向长官保证能守住。有参谋担心弹药不足，他挥挥手打断，坚信“北平的援军三天就能到”。 后来东北野战军兵临城下，林彪、罗荣桓多次写信劝降，甚至下达了最后通牒。陈长捷在地下室里给傅作义打电话请示，电话那头永远只有一句含糊其辞的答复：“坚守，就有办法。” 陈长捷太实在了。大哥说守，那必须守到底。哪怕参谋长都看出来局势不对，他依然把连做饭的炊事兵都发了枪，全部顶上前线。他压根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傅作义，已经把司令部搬进了中南海，正通过女儿傅冬菊跟中共代表秘密接触。 天津守得越顽强，傅作义在北平谈判桌上的底气就越足。陈长捷和他的十三万大军，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了别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1949年1月14日，总攻开始。仅仅29个小时后，被陈长捷自诩为“固若金汤”的天津宣告解放。陈长捷从地下室里走出来，高举双手成了战俘。 仅仅十天之后，一条新闻彻底击碎了陈长捷的心理防线：傅作义在北平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起义。 得知真相的陈长捷，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经历了极其痛苦的精神崩溃。每天看着报纸上昔日的大哥风光无限，今天视察黄河工地，明天主持水利会议，自己却只能穿着囚服吃牢饭。这种强烈的反差，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更让人绝望。 陈长捷气得把饭碗摔个粉碎，连续三天绝食，瘦得脱了相。后来傅作义顶着压力，亲自来到功德林探望。隔着那道铁门，压抑了多年的情绪彻底爆发，就有了文章开头那句让人心酸的怒吼。旁边的人拉都拉不住，陈长捷把“不仁不义”、“不知羞耻”这些词全砸在了老长官脸上。 站在客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傅作义的选择保全了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让数百万百姓免遭战火涂炭，对国家和民族立下了大功。傅作义后来也常常在黄河边望着滔滔江水感叹，这辈子指挥过无数战役，唯独对不起老弟长捷。政治的博弈往往极其残酷，为了大局的妥协，必然要有人成为牺牲品。陈长捷的悲剧，在于他把军国大事当成了江湖义气，错付了信任。 有时候仔细推敲一下历史，会发现命运非常具有戏剧性。 如果陈长捷没有那么死心眼，如果在平津战役初期他就看清形势主动起义，凭他的资历会怎样？要知道，当时同为起义将领的董其武、陈明仁，带着部队成建制地加入解放军，后来在1955年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陈长捷作为保定军校的学霸、抗战的名将，手里握着十三万大军，要是能顺应历史潮流，哪怕无法封授上将，保底也能有个中将的待遇，继续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光发热。 1959年，在傅作义等人的多方奔走推荐下，陈长捷作为第一批战犯获得特赦。晚年的他被安排在上海的一家街道工厂当普通工人。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周末去公园里散散步，周围的邻居只知道这是个北方来的老干部，没人知道他曾是威震一方的天津警备司令。1968年的冬天，他在上海默默离世，骨灰最终被家人洒入了滚滚的黄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