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北京中南海收到一封手写信，落款"王稼祥"。信纸泛黄，字迹微颤，只求"每天清醒几个钟头，能看点材料，做点小事"。 那一年王稼祥六十六岁，已经七年没有正式工作了。 时间倒回1962年。彼时中国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饥荒留下的创伤还未消散。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看着国内的困顿局面，又盯着中苏关系破裂的烂摊子，心里憋着一股劲。 1962年春，王稼祥主持起草了一份提纲，主张对外事务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并在同年2月与刘宁一、伍修权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去信，具体提出了处理中苏、中美等关系的思路，核心意思只有一个：国内已经这样了，对外不能再四面树敌。 这份判断，在当时来说冒了极大的风险。 当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将王稼祥的对外主张概括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要"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 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这顶帽子被正式戴上。王稼祥的中联部部长职务被实际撤销，搬出中南海，淡出党的决策核心。这一淡出，就是整整十年。 文革爆发后，对王稼祥的冲击远不止于此。1966年6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率先贴出大字报向王稼祥发难。康生随后将矛头指向更多人，喊出"打倒刘邓王"的口号。 到1967年，对王稼祥的批判从"三和一少"升级为"三降一灭"，罪名越加越重。1968年4月，王稼祥被宣布隔离审查。那段时间，王稼祥的妻子朱仲丽被拘押，儿子王命先在中国人民大学遭批斗，承受不住，跳河自尽。 人生中有些代价，是无从预料的。 1969年，王稼祥夫妇被下放至河南信阳干校，住在一间土屋里，靠糊纸盒的收入贴补日常药费。1970年，王稼祥高烧昏迷，地方医院束手无策，幸而老部下冒险写信求援，才辗转被送回北京就医。 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王稼祥病情稍稳，便在1972年12月的一个清晨走进书房，铺开信纸，写了那封托人送往西花厅的信。 信里，王稼祥没有提复职，只说自己脑力尚可，每天还能用几小时，希望能分配一点外事调研的工作。开头改了三次，措辞一再压低，只剩下一个老革命最后的体面。 周恩来收到信，当即批注，建议让王稼祥承担外事调研，并请毛泽东审示。毛泽东展信，看着那熟悉而颤抖的字迹，沉默了许久。 毛泽东与王稼祥相识于1931年的苏区。1935年遵义会议，红军已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损失惨重，博古与李德坚持原有打法，党内氛围压抑。 王稼祥当时腹部受伤，靠一根橡胶管排脓，每天躺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军。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会议上撑起身子，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毛泽东主持军事工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由有实际经验的人来领导。这一表态，在当时打破了僵局。 1938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在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面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要求领导机关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核心下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断了王明回国后借共产国际名义施压的路子。 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1943年7月，王稼祥又在延安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这是党的文献中"毛泽东思想"概念第一次以科学的表述出现，影响延续至党的七大正式将其确立为指导思想。 一个人一生中能在历史的关键处发挥作用，已属难得。王稼祥做到了不止一次。 1973年，王稼祥当选中共十大中央委员，随后以顾问身份参与外事研究工作，每周到中联部两次，每次不超过两小时。听力已经很差，王稼祥就提前索要会议材料自己研读，签文件时一笔一画，不敢马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