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时任广州军区司令的张万年将军在夜间值班时想抽烟，发现烟抽完了，便叫来一名警卫员，用山东老家方言吩咐道：“去帮我买两包大中华。” 没多久，警卫员扛回两大冬瓜，难怪张将军会发笑：“我们在玩搞笑游戏吗？我想要的是烟。” 张万年是山东招远人，小时候家里条件十分艰苦。童年正赶上日军占领胶东，张万年跟许多百姓一样，为了活命，经常外出讨饭，亲身体会过生活不易。 有时天刚亮就跟着大人们出门要饭，晚上天黑才回来。1937年以后，日伪势力扰乱乡村，农民生计变得更加困难。 张万年和家人为了躲避抓丁、抢粮，时常藏匿在村里的地窖或山林里，身边的同龄人，许多因为战乱而无家可归。 到1944年，张万年选择参军，刚加入部队时还只是个小战士。他在八路军里做通信员，从打杂、站岗，到转送情报，什么都干，遇到敌情紧急时，也要跟着部队转移。 几天吃不上热饭是常有的事。过了一段时间，他慢慢有了经验，在连队里也能独当一面了。解放战争期间，他随着部队南征北战，亲历了多场重要战役。 每场战斗结束，张万年总会和战友一起帮忙打扫战场、处理后勤，一份任务多个人争着干，也养成了他踏实肯干的习惯。 1987年，张万年担任广州军区负责人。那几年，部队机关推行轮流值班制度，夜间也得随时警醒。一天晚上，他在办公室整理资料，觉得有点困想抽烟。 因为自己是山东人，说话带点口音。当时身边只有一位警卫员，也不是当地人。张万年用山东话吩咐警卫员替他去买两包“大中华”香烟。警卫员点头应下，立刻出门。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警卫员气喘吁吁地扛进来两只硕大的冬瓜。原来，他把山东口音里的“大中华”听成了“大冬瓜”，以为长官要吃冬瓜。警卫员一进门就把冬瓜搁在办公桌前。 还说市场的冬瓜很新鲜。张万年愣了两秒，随即笑着说：“买冬瓜也挺好，改天熬个冬瓜汤。”现场气氛一下子轻松许多，连旁边加班的干部也跟着笑了起来。 张万年自己并没有责怪警卫员，还特地安慰了一番，表示烟也不是必须抽的东西。在广州军区期间，这样的小插曲时有发生。张万年经常主动和警卫员、炊事班聊天。 他喜欢和来自五湖四海的部队官兵聊各地的风俗，说着家乡话，偶尔还会闹出这样的误会。他的性格一直比较随和，部队干部很多年后仍记得这件事。 刚到广州任职那会儿，张万年常常到基层走访。那时南方湿热，下乡调研，有些村庄周围是稻田水塘，部队官兵巡逻时经常遇到暴雨和水灾。 张万年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坐在田埂边和战士们搭话，有时还自己卷起裤腿下田步行。他看到营房条件简陋。 提出改善驻地条件，又和地方民政部门沟通，请他们帮助部队修缮饮用水系统。有战士家里因病致贫，他会专门打电话让干部上门慰问。 1992年，张万年调回山东，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刚上任，他就安排下属准备一辆普通吉普车，特地到齐鲁各地调研。有一次在县乡交界的村里，他临时让司机停下，自己步行进村。 看到村民早上冒雨耕田，路上泥泞不好走，就找村干部了解情况。他在村口坐板凳同村民聊天，详细记录大家反映的用水用电等难题。 他亲自联系工程兵，帮忙修建村里的机井。在当地村民家里，他和老人吃家常便饭，调查小孩上学情况。在部队内部，张万年严抓官兵作风，要求干部凡事带头。 不得利用职权谋私利，发现有不正之风立即严肃问责。他夜间随机抽查营区，一旦碰上战士违规漏岗，会现场纠正。当时部队推广夜间实兵训练，有一次全团拉练到半夜。 张万年赶到操场，在雨中查看训练进展。他站在战士队伍旁边，亲自旁听技术人员讲课，对新式夜视器材的演示也显得格外重视。 当战士因操作不熟练出错时，他走到跟前和大家一起琢磨解决方案。每年节假日，他习惯亲自去食堂，与炊事员聊饭菜和食材采购，询问有没有什么实际困难。 张万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他上下班一直都是穿普通军服，和部队其他干部一模一样。在家里，他也以节俭著称，子女小时候用的文具衣物。 能修补继续用决不新买。有人送东西上门，他坚决婉拒。教育子女时，他经常说做人要守规矩、少给别人添麻烦，要靠本事立身。 哪怕在退休后，他还时刻关注国家和军队动态，经常抽空鼓励退役士兵积极参加家乡建设。这就是张万年在工作生活中的若干真实片段，其中包括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买冬瓜”故事。 从山东贫困家庭走来，到广州、济南军区带兵治军，无数次调研走访、亲力亲为，体现出一名高级将领对工作和生活的实际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