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月21日早上，容国团的尸体在一棵树下被人发现。在他的上衣口袋中，有一个纸条，上面有一段话。现场的人看了之后，无不惋惜流泪。 纸条上写着："不要怀疑我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我一生忠于祖国，忠于毛主席，忠于乒乓球事业。"字迹工整，没有潦草，没有激愤，偏偏是这份平静，让人看了更加难受。 容国团死的那年，31岁。 很多人不知道，容国团当初回大陆，并不是一时冲动。1956年，容国团在香港打球谋生，那一年他击败了第23届世乒赛男单冠军、日本名将荻村伊智朗。 按理说，这场胜利足以让他在香港体育界站稳脚跟。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记者采访，没有掌声，当年马尼拉亚洲乒乓球比赛的香港队名单里，也没有他的名字。 据经济学家张五常后来回忆，原因说穿了，不过是政治立场上的歧视。 容国团那时才二十岁，已经看明白了：球打得再好，在那个地方也是没有出路的。1956年底，容国团向广东省体委写了申请书，请求回国效力。 1957年11月1日，容国团背着行装走过深圳罗湖桥，从此再没回头。 回到大陆没多久，容国团就在一次誓师大会上放出了一句话：三年内拿下世乒赛男单冠军。在场的庄则栋和李富荣对视一笑，两人都觉得这话说大了。 没想到，容国团当年就拿了全国冠军，1959年在西德多特蒙德，容国团击败匈牙利名将西多，真的拿下了那块金牌。那一声"人生能有几回搏"，传遍了整个中国。 1959年之后，容国团没有停下来。1961年，容国团作为主力，参与夺得中国男队第一个世乒赛男团冠军。1964年底，容国团转任国家乒乓球女队教练，接手时这支队伍几乎毫无国际竞争力，日本女队彼时已连续四届蝉联女团冠军。 容国团接手之后，废寝忘食，把女队带上了一条全新的路。1965年4月，第28届世乒赛，中国女队在决赛中以3比0击败日本队，第一次把考比伦杯带回国内。 这是容国团在乒乓球历史上留下的第三个"第一"，也是鲜少被人提及的一个。 然而1966年之后，一切都变了。 国家体委的领导被打倒，整个体育系统随之震荡。容国团和两位老朋友——国家队总教练傅其芳、北京队总教练姜永宁，都是从香港回来的，在那个年代，这个出身本身就成了麻烦。 傅其芳先走的。1968年4月15日，傅其芳被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第二天，傅其芳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45岁的生命。 一个月后，姜永宁在关押地被轮番毒打，打得昏死过去，1968年5月16日，姜永宁悄悄去了四楼一个无人的房间，再没有出来，终年41岁。 两个人都走了，三个从香港回来的人，只剩下容国团一个。 容国团的妻子黄秀珍后来说，傅其芳和姜永宁的死对容国团打击最重。他们三个是一路人，同样的出身，同样的选择，同样的处境。队友徐寅生后来回忆说，容国团确实是受不了了，想不开，所以最后走了。 容国团在最后那段时间里，仍然偷偷整理着训练笔记，那些笔记里密密麻麻，记的全是技战术。他大概还是盼着有一天能重新站回球台边。 但1968年5月，中央下发文件，体育系统的处境愈发艰难，容国团写下的那份请求继续参加世界比赛的建议书，再没有任何回音。 容国团留下了三封遗书。留给造反派的那封里写着：我爱面子甚于生命，我历史清白，最大的错误是两次站错队，不要怀疑我是敌人。 字里行间，没有怨，只有不甘与困惑。一个为中国拿下三个"世界第一"的人，到死都在问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