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晚上，胡蝶被军统头子戴笠绑架，而在此之前，戴笠还特意把胡蝶的丈夫调到了别的地方。 胡蝶原名胡瑞华，16岁随家人迁居上海，进入中华电影学院学习，17岁便登上银幕。她的名字，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几乎无人不知。 1933年元旦，上海《明星日报》发起了一场"电影皇后"评选，参选者多达数十位，竞争最激烈的三人分别是明星公司的胡蝶、联华公司的阮玲玉，以及天一公司的陈玉梅。 最终投票结果出来，胡蝶得票21334张，陈玉梅10020票，阮玲玉7290票。胡蝶就此坐稳"电影皇后"的位置，这个称号在民间叫得震天响。 走红的代价，从来不只是掌声。 1931年，胡蝶随明星影片公司导演张石川带队北上，一行四十余人于9月中旬离开上海，"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队伍尚在途中，抵达天津时事变已经过去一周有余。 然而没多久，上海各大报纸上出现了一篇措辞耸动的报道，声称日军炮轰沈阳的那个深夜，张学良正与胡蝶在北平六国饭店共舞。 消息传开，举国哗然，日本大阪《每日新闻》随即跟进，还煞有介事地捏造了张学良赠款十万元给胡蝶的说法。 1931年11月，南社诗人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哀沈阳》两首，其中一句"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虽未直点胡蝶之名，但诗中"翩翩胡蝶"的意象，令所有人心知肚明。 此诗一出，各地报纸争相转载，胡蝶的名声一夕之间从"皇后"变成了"祸水"。 胡蝶没有选择沉默。诗文刊出次日，胡蝶便连续在《申报》刊登辟谣启事，明确说明明星公司人员抵达北平时，公司已公决抵制日货，禁止演员擅自外出游乐，"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 导演张石川与全体演职员也联名发声，为胡蝶作证。 事实上，张学良"九一八"当晚在北平大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接到电话通知后才匆忙离场，两人根本素不相识，更从未谋面。 张学良本人后来到上海时，有人提议安排他与胡蝶见面，被张学良当场婉拒，理由是"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这场无中生有的公案，就这样悬在胡蝶头顶，直到数十年后，随着各方当事人回忆录陆续公开，才算彻底洗清。 胡蝶晚年谈及此事时说，这不过是日本通讯社蓄意制造的舆论，目的是借张学良激起国人愤慨，转移视线。马君武义愤归义愤，只是未及查证，把胡蝶也拖进了这潭浑水。 就在谣言风波尚未平息之际，胡蝶在私生活上也经历了一场持久的拉锯。她与演员林雪怀的婚约始于1927年，两人因戏结缘，感情一度深厚。 但随着胡蝶名气越来越大，林雪怀的事业却每况愈下，心里憋着一口气，转而去开酒楼，生意越做越亏，人也越来越偏激。 他开始挪用胡蝶的钱财，暗中与其他女人来往，胡蝶劝说无果后断了对林雪怀的经济支持，林雪怀竟向报社兜售捏造的绯闻，企图以名誉相逼。 胡蝶没有妥协，主动提出解除婚约，并将林雪怀告上法庭，索回被其保管的钱财。这场官司被当时的报界称为"蝶雪解约案"，在上海轰动一时，整整打了两年，最终以胡蝶胜诉告终。 走出这段烂掉的感情之后，胡蝶遇到了商人潘有声。潘有声做生意，却有几分书卷气，对胡蝶既尊重又支持，两人携手走进婚姻。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夫妇二人先后辗转香港、重庆，临行前将多年积攒的三十几箱财物托人运往重庆。 箱子还没到，就传来行李丢失的消息。无奈之下，胡蝶只能向当时在重庆呼风唤雨的军统头子戴笠求助。戴笠对胡蝶觊觎已久，"找回"行李不过是他设下的局——箱中金银珠宝早已被人掉包，换上的是戴笠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