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家独立后，大量科学家被中国“接纳”。而这些科学家来到中国后，不少人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然后第二个要求才是诸如待遇家人的问题。这给当时的我们极大的震撼。 按常理来说，这些颠沛流离、连温饱都成问题的科学家，来到中国后应该先问待遇、问家人安置，可事实恰恰相反，不少人刚落地，放下行李就主动找对接人员，开口就是要求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希望能正常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有位来自乌克兰安东诺夫设计局的航空专家，随身带着珍藏的苏共党员证，证件都已经泛黄，他明确表示，物质待遇和家人安置可以往后排，先解决党员身份问题，这样的诉求，让当时的我们深受震撼。 这些科学家大多是苏联时期的老党员，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共产主义信仰早已刻进骨子里，苏联解体后，苏共被解散，他们的党员身份也随之失效，这成了他们心中最大的遗憾。 来到中国后，看到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党组织体系健全，他们仿佛找到了精神归宿，恢复党员身份对他们而言，不是形式，而是对信仰的坚守，是精神上的归属感，远比物质待遇更重要。 当时中国为了妥善安置这些科学家，专门出台了相关政策，不仅解决他们的住房、子女教育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优厚的科研经费和薪资待遇，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少科学家把党员身份放在首位。 比如一位从事核材料研发的高级研究员，在对接时明确表示，只要能恢复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薪资待遇可以按照中国科研人员的标准来，不用特殊照顾，他的家人也愿意跟着来中国，不用额外安排特殊福利。 数据显示，当时中国接纳的2000多名乌克兰科学家的，其中有近70%都是苏共老党员，他们中不乏院士、高级研究员，不少人带着核心技术和科研成果来到中国，却从没有把技术当作谈条件的筹码，反而先追求精神上的认同。 有位负责对接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有位科学家，为了参加组织生活，主动学习中文，跟着中国同事一起参加支部活动，哪怕语言不通，也坚持认真聆听，这份执着，让在场的人都十分动容。 他们经历过苏联的辉煌，也见证了国家解体后的落魄，深知信仰的力量，对他们而言，党员身份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责任。 来到中国后，他们没有因为身处异国他乡而放弃信仰，反而更加坚定，优先要求恢复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这份对信仰的坚守，超出了当时我们的预期，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信仰的力量远比物质诱惑更加强大。 这些科学家后来为中国的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他们当初的诉求，也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成为一段深刻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