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加坡不能心慈手软。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在日前的演讲中说，我们和中国人同宗同祖，为什么不同意？他这句话讲完后，台下的新加坡人一阵哄笑。 这笑声很刺耳，但更刺心。它戳破了一个我们很多人不愿正视的现实：所谓的同宗同祖，在新加坡的国家决策天平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分量。那笑声背后，是他们早已成型、且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国家认同——在新加坡人眼里，“新加坡公民”这个身份，远远重过“华裔”这个血统标签。 核心原因很简单，这个国家从根子上，就把自身生存利益摆在了最前面。情感、渊源、文化亲近，这些都要为“国家利益”这四个字让路。这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它自1965年被迫独立那天起，就刻进骨子里的生存法则。 新加坡的宪法白纸黑字写明了多元种族国策，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整套精密运转的社会工程。政府组屋的分配，强制规定每个社区里华人的比例不能超过84%，就是为了防止形成种族聚居区，从物理空间上促进融合。 国会选举实行独特的集选区制度，要求参选团队必须包含少数族裔代表，确保马来族、印度族的声音在政治上不会被华人的人口优势淹没。就连总统职位，也从制度上设计成由不同族裔人士轮流担任。 所以，当李显龙说“新加坡不是华人国家，只是华人恰好比较多”时，他只是在陈述一个建国基石般的事实。新加坡总人口约604万，华人比例占74%左右。但这个数字优势，从来没有转化为“华人国家”的定位。相反，政府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地构建一个超越种族的新加坡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教育是成功的，成功到当听到“同宗同祖为什么不同意”这种问题时，年轻的新加坡学生会觉得这是一个基于错误前提的、甚至有些可笑的问题。 这种根深蒂固的“新加坡人优先”意识，直接支配了其外交行为，尤其是对华政策。新加坡的外交，是教科书级的务实主义，或者更直白地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它的逻辑非常清晰：一切行动，以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为最高准则。 经济上，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常年保持在千亿美元级别。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等旗舰合作项目，给新加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巨大利益。但安全上，新加坡又深度依赖美国。它允许美军使用樟宜海军基地，被视为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战略支点。这种“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骑墙策略，被新加坡精英视为在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 然而，这种平衡术近年来越来越呈现出向美国倾斜的态势。2025年底，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公开承诺将配合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更早之前，他在谈及中日钓鱼岛争端时，使用了日方单方面主张的“尖阁诸岛”称谓，并呼吁中国“搁置历史恩怨”。这些言行，与其说是中立，不如说是在向美国递交“投名状”。 在南海问题上，新加坡的立场也从早期的相对中立，转向了更积极地附和美国所谓“航行自由”的立场，甚至一度成为在东盟内部推动针对中国声索的“主动制衡”角色。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新加坡判断，在当下的中美博弈中，完全的中立越来越难，而美国的军事和安全保障对它而言是更不可或缺的“硬需求”。同时，通过在某些议题上迎合西方，可以换取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认可和地位，塑造其“理性中立”的“诚实中间人”形象，从而在大国之间套取最大利益。 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看懂李显龙那句回答和台下笑声的全部含义。那不是在否认文化联系，而是在斩钉截铁地划清政治界限。意思是：谈生意，谈合作，我们欢迎；但要想用“同宗同祖”的血缘纽带，来绑架新加坡的外交选择和国家立场，对不起，这条路从建国第一天起就被堵死了。他们的国家叙事里，“新加坡故事”的核心是脆弱小国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经济奇迹，而不是任何关于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 因此，对我们而言，“不能心慈手软”不是指要进行情绪化的对抗，而是必须彻底抛弃一厢情愿的“血缘亲情”幻想，用一种冷静、清醒甚至冷酷的现实主义眼光看待新加坡。要认识到，它首先是一个主权独立、利益至上的国家，其次才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社会。它的所有选择，都是基于成本收益的精密计算。 在合作时，我们要最大化共同利益，但必须握紧手中的筹码，比如庞大的市场、关键的投资。在它做出有损中国核心利益的举动时，我们必须有坚决、对等的反制措施，让它清楚触碰红线的代价。 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场基于实力的博弈，温情脉脉的话语打动不了一个将生存理性刻入基因的国家。唯有让新加坡明确感知到，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成本远高于它可能从另一方获得的好处，它才会在权衡中做出更符合双方稳定关系的选择。
